的基礎上就不能得到它所希望的結果，那麼它肯定會準備採取另外一種意見的。”然而，在目前，普遍的看法是，當和平還能維持時，強迫是不必要的，也是沒有用的；而如果戰爭來臨，那就非用強制的辦法不可了。1938年12月20日政府向下院提出一項提案，要求批准在志願的基礎上實行國民服役制，並由議會在3月底檢查一次實行的結果。這項提案以二百七十票對九票獲得透過。
國民服役制的自願性質，以後繼續為政府所強調，一方面是為了撫慰外國的獨裁者們，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消除國內那些“民主自由”捍衛者的疑慮。12月30日，全國勞工委員會宣稱，工人運動的政治和工業兩個部分都對“國民服役制的基本上自願的性質”感到滿意，它們將協助在全國各地建立國民服役委員會的組織。然而，英國的社會主義者們，和他們的法國同志一樣，卻傾向於把他們自己看成是集體安全思想的唯一維護者。根據F·W·佩西克·勞倫斯（代表東愛丁堡的下院議員）的說法，他們是最早的和唯一真正的“綏靖主義者”：
不管某些尊敬的反對派議員巧言善辯地講了些什麼，我們是綏靖主義的黨。我們在首相和支援他的尊敬的議員們主張綏靖以前早就獻身於綏靖主義了。我們為綏靖主義而獻身，當它是真正的綏靖主義的時候。我們反對媾和條約中的報復性條款。……我們批評首相的綏靖嘗試，不是因為它是綏靖主義，而是因為它來得太遲了，而且又是在可以用一個完全不同的詞來更加確切地形容它的這樣一個時刻。
艾德禮可以懷著同樣的思想向金斯利·伍德爵士生產飛機的功績潑冷水：
……不管這位可尊敬的先生（金斯利·伍德爵士）工作得多麼辛苦，他不能給我們任何安全。我們是在製造不安全。……我們應當正視這樣一個事實，那就是如不完全解除空中軍事裝備，我們就不可能獲得安全。如果尊敬的議員們滿足於已取得的成就，覺得不管怎樣一切都很安全了，那我將感到十分遺憾。我認為這完全是幻想。
然而，實行徵兵，無疑使張伯倫在原則方面的犧牲，同他的政敵受到的犧牲差不多一樣大。張伯倫於1939年4月26日宣佈了政府的決定，但並沒有引起國際危機或被趕下臺。因此人們也許會認為，他在進一步採取看來對防務有利的步驟時，會覺得不必去考慮國內政敵或國外真正敵人可能的反應了。但是仍然有一步是他不可能讓自己邁出去的。他本來可以邀請丘吉爾和艾登給予有力的合作，從而進一步加強人們對英國的團結和決心的印象。但是他畏畏縮縮，還是不敢讓兩個被希特勒誣衊為戰爭販子的人入閣。他在一封大約是這個時候寫的私人信中寫道：“我們越是接近戰爭，他的（丘吉爾的）機會就越多，反之亦然。如果還有緩和緊張局勢、恢復同獨裁者們的正常關係的任何可能的話，我也決不願去冒這肯定會被他們視為挑戰的風險。”
在法國，達拉第和博內也是既想重整軍備，同時又要追求和平，他們企圖用很象張伯倫在英國使用過的那些論點來調和這種矛盾。1938年10月，博內在馬賽舉行的激進社會黨代表大會上宣稱：“法國必須恢復它的實力，這樣，如果有一天裁軍的問題重新提出來的話，它就可以有一個平等的發言權了。”但是對法國來說，經過這麼多年的混亂和疏忽以後，而且它仍然面臨著社會動盪和經濟不穩定，這時要增加生產和恢復實力，就需要採取甚至比英國採取的更加激進的步驟，和比英國所需要的更加大的民主原則的犧牲。然而象在英國一樣，當全國試圖加快重整軍備的步伐時，一次又一次地都被空話和裝模作樣的姿態搞亂了，這隻能減損人們對這個問題必須抱有的緊迫感。就是這樣，達拉第1938年10月4日在就慕尼黑協議發表的宣告中說：“一切希望法國得到拯救的法國人，現在必須把自己看作是處於一種為和平和為他們的國家服務而持久動員的狀態之中。”——把“和平”放在“國家”之前是意味深長的。1938年12月6日，博內和裡賓特洛甫在巴黎簽署了一項法德友好宣言。博內這時寫信給法國駐華盛頓大使說，宣言將成為“對國際綏靖事業作出的一個立即見效的貢獻”。雖然法國新聞界總的來說對這個宣言並不熱情，但還是有一部分報紙歡迎它，因為它對實現緩和有心理上的影響。當然也正是緩和最有可能會損害本來進展已經很緩慢的法國重整軍備的努力。
達拉第對他的人民的告誡，一般要比張伯倫的更嚴厲、更苛刻一些。但是隻要當時的特別危機一被克服，他就只能是太樂意於立即鬆弛下來，從而再一次製造一種緩和的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