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涉的話，不能指望這會對波蘭有什麼用處，因為它將意味著波蘭被布林什維主義所毀滅”。但是這個檔案的最陰險的一點是，它給準備工作規定了速度：準備工作的進行必須做到在1939年9月1日後的任何時間都可以發動軍事行動；最高統帥部負責制定一份精確的時間表並協調海陸空三軍的行動時間；三軍作戰計劃和詳細的時間表務須在5月1日以前送交最高統帥部。
4月11日的一份修正指令聲稱，“如果出現了一個可以利用的有利的政治局面，對但澤自由市的突然佔領也許有可能在‘白色行動方案’之外單獨進行”。值得注意的是在這裡刪去了原指令（1938年11月24日）的一句話，那句話是說這樣的一次行動將具有一次帶革命性質的佔領但澤的特點，而不是“一場對波蘭的戰爭”。5月10日和11日由希特勒簽署的另外兩個指示特別談到了經濟戰——“儘可能完整地”俘獲波蘭的經濟裝置和迅速佔領波蘭的上西里西亞和特申邊區，是“對戰時經濟十分重要的”——並且精確地規定了軍隊作戰區域。5月16日雷德爾在一份給各有關海軍當局的、關於“白色行動方案”指示的備忘錄中甚至指出：“可以預料‘Y鐘點’將是清晨很早的一個時間，在太陽昇起前三小時。”這樣德國的計劃工作很早就達到了“非常精確的”階段。
第三章 懸而未決的一段時間，4月6日…5月23日
英國駐柏林代辦於1939年4月6日打電報給倫敦報告說，“希特勒先生現在已去貝希特斯加登山間別墅休息，據我得到的訊息，他要在那裡考慮他今後對波蘭的態度。……在他離開柏林之前希特勒先生曾吩咐，波蘭問題完全由他自己去處理，報紙，特別是某些地方報紙，應暫時停止攻擊波蘭。”這些指示，如果確實曾發出的話，一定是來得太遲了，以致未能影響4月7日的德國報紙，這一天它們對波蘭的調子突然有了改變。正象諾埃爾在那天向博內報告的，一向持有的那種“謹慎而溫和的態度——好象它們怕驚動了它並把它趕到西方國家那一邊去”——竟變成了恐嚇和威脅：“波蘭發現它自己被指控為在一項侵犯德國的政策中變成英國的衛星國；它被警告說，它在冒象其他‘小國’一樣成為英國陰謀的第一批犧牲品的風險。”可是，貝克從倫敦回到華沙並沒有帶回任何確實簽署的協定這一事實，甚至現在也還到處在被強調是波蘭這把火也許還可以撲滅的一個跡象：
只要波蘭還沒有為了它的英國新朋友而完全被捆住手腳（4月7日的《法蘭克福報》宣稱），就仍值得去指出英國目前奉行的政策中所固有的矛盾——這些矛盾的後果，對那些讓自己被英國拖住不放的國家，要比對英國自己更加嚴重得多。
可是，從這以後反波蘭的運動以驚人的速度減退了。4月11日駐柏林的法國代辦要他的政府注意“對待華沙的溫和語調”和報紙主要是在針對英國發洩它們的怒氣這一事實。
在外交方面，形成對照，從此以後就充滿了一種極其冷淡和傲慢的氣氛。利普斯基不再同裡賓特洛甫或魏茨澤克有接觸，雖然他除了從4月11到14日曾去華沙作短暫的逗留外，整個4月份都在柏林。於8日離開華沙的毛奇，直到5月6日才返回任所，雖然貝克曾表示要在他向來後立即同他見面。波蘭外交部長渴望能平息希特勒的怒氣，因此求助於間接的聯絡途徑。
可能是由於貝克的請求，羅馬尼亞外交部長加芬庫於4月7日就已將貝克向他講過的某些話對德國駐羅馬尼亞公使重述了一遍。這些話的大意是，因為“波蘭是一個大國，因此不能把自己放在他國的保護之下”；英國單方面的保證必須由一項相互保證協定來代替；由於堅持雙邊的原則，它沒有選擇一個集體安全體系，這種集團德國可能會認為是直接針對它的，尤其是它將使波蘭的行動同蘇聯聯絡在一起。4月16…17日夜間當加芬庫路過波蘭前往柏林作正式訪問時，貝克當然要抓住這一機會在午夜過後不久就登上火車，託他把波蘭的處境向德方講清楚。貝克急於（加芬庫於第二天即18日告訴裡賓特洛甫說）要使希特勒理解，他沒有改變波蘭外交政策的方向：同英國的聯盟是法波聯盟的補充部分，對後者希特勒畢竟從未提出過任何反對。大約也是在這個時候，貝克向駐華沙的各外交代表提供了同樣的解釋——特別是向義大利、匈牙利和日本的外交使節——這些情況德國代辦於4月18日及時地用電報報告了裡賓特洛甫。
但是這些試探性的而且必然是迂迴曲折的打交道辦法沒有得到反應。加芬庫19日謁見希特勒時代表波蘭說了話，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