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問題一樣多，這個批評是錯誤的。它產生的問題沒法和它解決的問題在數量上相比，它們屬於不同的性質。1918年的革命解放了大多數民族，正是這個偉大的、基本上不可逆轉的成就產生了少數民族問題。自1918年以後實際上已取得勝利的東歐民族主義在形式上過於偏激，因此在自己內部也難以作原則上的自我糾正。阿克頓有一句名言，“判斷一個國家是否真正自由的最可靠的檢驗標準是，這個國家的少數民族享有多大程度的安全保障”。根據這種檢驗，總的說來，東歐新體制並未確定自由，它只是確定了多數民族的權利。阿克頓的另一段意味深長的話說明了並未確定自由而只是預設部分自由的經過：
民族權利的最大對立面是現代的民族理論。由於在理論上把民族和國家處於相等的地位，實際上卻是把國境內所能有的其他民族降到從屬地位。……各個不同的民族結合在一個國家之內，正如人們在社會內的結合一樣，是文明生活所必不可少的條件。
東歐根據凡爾賽解決方案對少數民族的壓迫，正是民族主義向自己的對立面迅速轉化的部分過程。因為犧牲各少數民族的權利以維護多數民族的權利，必然會導致為維護一國最大民族的權利而犧牲所有一切其他民族的權利，使東歐各族人民都屈從於八千萬德意志人的意志。希特勒在慕尼黑會議之前宣稱他連一個捷克人也不想統治，接著他卻吞併了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因為它們握德意志民族的生存空間，這兩者相隔才不過六個月，他就是這樣在這條盤旋形的道路上最突然地拐過彎來的。
凡爾賽解決方案儘管是以民族原則為基礎，但出於戰略和經濟考慮，在細節方面卻出現了許多修改。因為解決方案不僅是按照民族原則重新劃定邊界，而且還是作為一場大戰的結果而以戰勝者的決定強加於戰敗國。所以對民族原則所作的修改，完全是有利於戰勝者的。分割大匈牙利這個地理和歷史單位，便是踐踏了民族原則。保留波希米亞和摩拉維亞這個地理和歷史單位，便是蔑視民族原則，儘管所持的理由是一個純粹的捷克國家在經濟上或戰略上都是難以生存的。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協定便推翻了凡爾賽解決方案而建立了一個純粹是捷克人的國家，六個月以後這個國家果然便解體並消逝了，這也許可以證明凡爾賽和會的明智吧。
戰勝國的國境擴大了，一般說來，凡相近的同民族的地區都被包括在內。此種最適合條件的擴張，只有吞併外國少數民族才能達到。戰敗國則相應地被奪去了大量的國民，至於德國，儘管有些集團基於民族自決原則希望加入德國，但並未獲准。此種強迫分離更有理由施行於並不鄰近的集團。東普魯士和德國分開了，但其主權仍屬於德國；德意志人的波希米亞飛地和奧地利分開了，主權改屬捷克斯洛伐克；馬扎爾人在特蘭西瓦尼亞的飛地和匈牙利分開了，主權改屬羅馬尼亞。對鄰近的集團當然也實行強迫分離。不準奧地利和波希米亞的德意志人加入德國；但澤和美美爾脫離東普魯士；在斯洛伐克和伏伊伏丁那的馬扎爾人佔多數的地區都脫離匈牙利。被剪裁和宰割得最痛苦的國家是匈牙利，最非自然膨脹的國家則是波蘭。
東普魯士與德國分離首先是以民族為根據，因為介入其中的波茲南尼亞和波莫瑞兩省以波蘭人佔多數，其次是出於經擠上的理由，要給波蘭一個出海口。大家稱之謂“走廊”這一個詞又加強了此種安排的人為意味，因為是從德國的軀體上割去了一個省。大陸強國的傳統和習慣，不可能使德國或世界其他國家會把東普魯士這塊德國殖民地看成是一個島嶼，它和德國的分離並不比為自然條件所隔離的義大利和西西里或波羅的海對岸的瑞典和哥得蘭島的隔離更為不便。統一領土的要求一向是普魯士歷史上最強大的力量，這股力量必然要持續不息，可以預料，當均勢發生變化時，波蘭走廊終將成為難以抵禦來自兩邊洪濤的最無效的防波堤。當希特勒在1939年3月23日兼併美美爾時，他並不穿過波蘭走廊，而是另走海路，在施維訥謬德登上“德意志”號，率領一支德國艦隊啟航，登陸時是在一艘魚雷艇中。“據說在航途中他深感暈船之苦，因此加強了他決心要從波蘭人手中奪取同東普魯士銜接的陸上紐帶。”
東普魯士自身就有兩個鄰近的同民族地區。但澤在它的西端，位於維斯杜拉河河口，它是一個古老的德國商業城鎮，又是波蘭歷史上的出海口。美美爾在東普魯士的東北角，位於涅曼河河口，它是普魯士的一個小海港，但可以作為新國家立陶宛的唯一出海口。這兩個城市，為了要在其德國的民族性和波蘭與立陶宛各自對它們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