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果是多瑙河貿易和整個東歐的貿易普遍減少。因為東歐國家在經濟上並不相互補充，它們都有大量剩餘農產品需要尋求國外巾場。此種經濟需要的壓力在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越來越嚴重，致使它們落入準備收購它們出口品的大國之手，德國因此於1939年3月前就得以在經濟上征服東南歐，並以此作為政治上征服的先聲。
在1918年出現於東歐的新國家中，民族主義是早熟的，社會是分裂的，經濟是不平衡的，國際地位也是岌岌可危的。凡爾賽解決方案的力量在於它符合於民族自決的原則。它的弱點則在於它不符合於可以預見的力量均勢。
凡爾賽解決方案只是承認東歐的新體制而已。這個體制是從1918年而不是從1919年開始的；各國的革命在巴黎和會以前已經發生了，會議的主要決議，比以前每次大戰結束後的任何一次會議所作的決議更多，那是由和會本身以外的力量所決定的。新體制是從下面的一股壓倒一切的政治衝力建立的，也就是一股民族主義的衝力，在1939年3月看來，這一變化似乎是長期性的。1939年3月正是強烈要求修改凡爾賽解決方案的時候，但並不要求從民族原則回到王朝主義的舊民族原則。提出的要求倒是要實現民族主義，繼之以把1919年所理解的民族原則加以竄改和歪曲。
民主民族主義正如所有偉大的政治力量一樣，也提供了那個時代占主導地位的政治正義概念。當東歐帝國崩潰而實現民主民族主義時，對參與這一行動的人來說，它具有巨大的解放運動的性質。1918年象偉大的先例1789年和1848年一樣，給人帶來了革命告成、新時代開始、春天或黎明的幸福來臨之感。這種自我陶醉的氣氛也許就是巴黎和會所處的最主要的政治環境，在處理東歐問題時尤其是這樣，由此而引起的反作用便是納粹德國勃興，這是最重要方面之一，而且既是其原因，也是其結果。從“聯盟節”引向“恐怖時期”和“法蘭西帝國”以及從拉馬丁、巴枯寧，馬志尼引向路易·拿破崙、巴赫和加富爾的辯證法，同樣也適用於從以馬薩里克為其最光輝代表人物的解放了的東歐引向1939年3月的東歐，這時主宰東歐的是業已成為德意志帝國元首的一個東歐移民。
匈牙利和德國的和約修改論者在宣傳上的又一成就便是把凡爾賽解決方案說成是可悲的歷史顛倒，那些舊政權的失意者因和約而變成了新政權的得勢人物。然而，東歐各國及其千百萬人民因凡爾賽解決方案而得到的民族自由和實現的民族願望卻要比在外國統治下所能獲得的多得多。要求修改和約的國家和對和約感到滿意的國家在數字上並不相等。“勝利”的國家有九個：芬蘭和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它們都是在俄羅斯帝國廢墟上崛起而取得獨立的）；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三國都是哈布斯堡帝國的主要繼承國），以及希臘。戰敗國是五個：德國、奧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亞和俄國。德國和俄國不同於東歐國家；它們屬於大國一類，它們要求修改條約的方式是革命式的，也是帝國主義式的，這和那種據說是因和約不公正面要求糾正者是毫不相干的。正確地講，奧地利並不是一個要求修改條約的國家。它是一個缺乏生存意志的國家，因為它原來的願望是與德國合併，但協約國不允許，奧地利也缺乏生存的手段，因為在早期，它只是仰賴國聯貸款的人工呼吸才能維持生命的。從那時起，奧地利就沒有什麼積極的外交政策，而且它還從匈牙利手裡取得了布林根蘭這一塊土地，因此就頗為矛盾地把自己置於領土獲得者之列。在東歐要求修改和約的兩個主要國家是匈牙利和保加利亞，但是它們對修改的主張不同。保加利亞不象匈牙利，它在1918年的敗績已是七年中的第二次戰敗，所以它的不滿情緒不那麼強烈，比較聽天由命。而且，保加利亞與南斯拉夫又有特殊關係。斯坦博利斯基和維爾切夫的傳統就是和南斯拉夫合作，以期形成一個南方斯拉夫人聯盟，為此保加利亞幾乎成了1934年巴爾幹公約的簽字國。匈牙利則從來不存在加入小協約國的問題。匈牙利沒有斯坦博利斯基，也沒有維爾切夫。因為在戰勝國和要求修改和約的國家之間的裂痕並不如有歷史的民族和無歷史的民族之間的老裂痕那樣深。德國人和匈牙利人最大的不滿不在於和約解決辦法對他們不公道，而在於和約剝奪了他們許多世紀以來的統治其他民族的權利。此種老區別的勢力還可以由東歐的一個國家波蘭來說明，它集雙重利益於一身，既是有歷史的民族，又是一個戰勝國。
有人批評凡爾賽解決方案說，它產生的新的少數民族問題和它所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