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然在這些問題以及類似的次要爭端後面存在著國與國之間的對立，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卻能夠在兩國的基礎上把工作搞得非常順利。在平衡英美參謀人員的人數方面，艾森豪威爾有條不紊地作出了努力，使得在正常情況下，美國人總有一位英國助手，反之亦然。當考慮到有關登陸計劃和準備工作的無數技術問題時，民族的私心幾乎消失了。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的參謀們能夠在內部發揚一種集體精神，來應付英美兩國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的所有爭端，這些爭端在1944年使兩國政府的關係變得不太和睦。這種出色的事蹟至少部分應歸功於艾森豪威爾將軍本人的堅定、老練和以身作則等有益的影響。
艾森豪威爾覺得自己在一些政治問題上，特別在如何對待法國和戴高樂的問題上，同本國政府有爭執，同時在軍事和戰略問題上，又同丘吉爾和英國參謀長委員會有分歧。說來奇怪，這些情況不但不妨害，反而有助於他的盟軍統帥地位。由於上述情況所造成的爭論和電報通訊上的紊亂，勢必干擾了艾森豪威爾所負責的軍事計劃和備戰工作，同時又由於他在某些問題上與本國和英國政府的意見不一，反而給他造成了一個超國家的地位，如果他一直順從某一方的話，那就不可能取得這種地位。
在艾森豪威爾擔任盟國遠征軍最高司令部統帥的頭幾個月期間，丘吉爾和英國參謀長委員會對“霸王”行動基本計劃的正確性仍然抱著一些懷疑。他們仍然害怕盟軍可能會從諾曼底海灘潰退。丘吉爾仍舊堅持自己原來的意見，認為合理的戰略應該使進攻法國北部的行動成為在德國即將崩潰時才發動的最後一擊。另一方面，美國人則一如既往地相信，使用壓倒優勢的兵力來進攻，乃是粉碎德國殘餘作戰力量的最快、最合算的辦法。
看來，艾森豪威爾、馬歇爾和羅斯福從未充分理解英國的觀點，這主要是因為丘吉爾從1943年5月以來，一直認為必須在口頭上同意美國的“霸王”計劃，但在行動上卻一步步地設法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德黑蘭會議六個月後，事情發展到嚴重關頭。丘吉爾看到“霸王”計劃（美國的“霸王”計劃）正在不可抗拒地形成。但是，他感到這個計劃發展得太快了。原來他判斷，勝利的先決條件是德國陷入絕望的處境，而這種局勢尚未出現。在1944年頭幾個月裡，由於丘吉爾意識到時間已經越來越緊迫，他與美國的關係開始變得十分緊張，而美國對於他的權術和他提出的異議一概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這使得丘吉爾認為，美國人在冒不可挽救的危險。但是美國人卻粗魯地漠視丘吉爾的主張，認為他的論點是出於政治動機，因而在軍事上是毫不足道的。
到5月間，丘吉爾開始改變對“霸王”計劃的看法。那時，丘吉爾參加了一次正式會議，這次會上十分詳細地說明了最後確定的計劃，他於5月15日從心底裡說：“各位，我對這一事業的信心增強了。”到5月底的時候，看來形勢更為有利。義大利的德軍正在潰逃，俄國軍隊在他們的北部戰線不斷推進，而這次進攻的準備工作規模又很大，給人深刻的印象，這似乎可以使人們安心，即使不成功，至少不至於遭到慘敗。
丘吉爾對“霸王”計劃成功的信心日益增長，雖然這並未使他放棄自己的地中海計劃和希望，但確實使這些計劃和希望具有了不同的基礎。當勝利在望時，戰後歐洲政治安排的問題就變得日益迫切了。防止俄國勢力和共產主義革命向歐洲大陸每個角落滲入的最好辦法，是在有爭執的和危險的地區迅速安插英美軍隊。丘吉爾的動機由先軍事後政治改變為先政治後軍事了。丘吉爾早先主張向多瑙河流域進軍，主要是由於軍事原因。現在他認為，這種行動在政治意義上也是同樣或者更為必要的。
但是美國人對這種議論無動於衷。事實上，他們公然表示懷疑並堅持要把軍事和其他各種因素嚴格地區分開來。他們完全準備放棄丘吉爾所設想的可能得到的政治利益，認為這些基本上是幻想。難道戰後世界將不是由民主、獨立、自由和愛好和平的國家，團結在盟國大國的領導之下，建成一個和平的、和睦的總體嗎？美國人相信斯大林的善意，而對丘吉爾想要改變他們既定戰略所表示的不耐煩，至少有一次曾使英國首相傷心落淚。
雖然由於英美兩國在戰略上的分歧和爭論，艾森豪威爾發覺自己處於首當其衝的地位，但是諾曼底進攻的準備工作還是順利和迅速地進行著。4月8日，艾森豪威爾通知俄國人，開始進攻日期將定於6月1日的前幾天或後幾天。三星期之後，俄國人給予答覆，保證他們大約將在同一時間發動攻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