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預期的結果。大批戰俘仍然遭到囚禁。糧食供應情況更形惡化。鎮壓愛國人士的初步措施已經付諸實施，德國士兵起初裝得遵守紀律，彬彬有禮，這時又故態復萌了。接著，早在1940年9月，德國人犯了一個重大的政治錯誤，要求正式恢復第一次世界大戰中那些活動分子的名譽。這一要求，以及他們任命一些公開的賣國賊擔任政府中的要職並控制一切宣傳機構，都使比利時人醒悟過來，認識到祖國正處於危急存亡之秋。
至於國王的情況，那種贊同他的行徑並貶低政府的行徑的趨勢，前文已經談論過了。甚至他在1940年秋到貝希特斯加登會見希特勒之行，以及他的妹妹皮埃蒙特公主對他的幾次探望，都被人們作了可能的最好的解釋。儘管他身邊的一些重要成員似乎都是通敵分子，而且還在鼓勵別人也同德國人合作，但是，人們並不認為他們就必定是表示了國王本人的觀點。國王在大多數人民中的聲望有一度非常高，所以，那些通敵分子和愛國人士都利用了他的名義。的確，正是這些通敵分子無恥地濫用國王的名義，才使他的聲望一落千丈。而且隨著盟國獲得勝利的希望日增，比利時人民對國王的極端謹慎也愈來愈感到不滿，並且開始覺得國王畢竟作了錯誤的判斷，如果他出國了，在國外領導抵抗運動，那將會更好些。然而，使形勢轉而不利於國王的最後一個因素，是國王同一個平民莉蓮·貝爾絲結婚的訊息。莉蓮·貝爾絲是一個佛蘭芒天主教政治家的女兒，輿論懷疑他同敵人合作，是否屬實，不得而知。這種婚姻性質，再加上把婚事隱瞞了三個月（他們在1941年9月9日結婚，到1941年12月7日才由大主教予以宣佈），以及人民念念不忘國王的第一個妻子阿斯特里王后，所有這些事情湊在一起便產生一種幻滅的氣氛，使那種籠罩在已成為階下囚的國王身上的迷人的靈氣迅速地消失了。
國王逐漸不再成為全國的希望與自尊的中心（或是最後的庇護所），這無疑有助於流亡政府鞏固其地位，並在某種程度上取代國王而成為比利時重整旗鼓的中心。一旦他們清除了頭腦中的一切姑息思想，真誠地致力於同其他盟國一起無情地反對德國人，他們就可以具備更有利的條件來完成這一任務。另一方面。那個可敬的但年老而平凡的人物于貝爾·皮埃洛不是一個象法國的戴高樂那樣鼓舞人心和精力充沛的領導人，而且由於人們記得皮埃洛政府就他們對待國王和德國佔領的態度最初發表的一些謬論，這個政府在比利時始終不得人心，甚至始終沒有擁有絕對的權威。結果，流亡政府對國內抵抗運動的控制（它在荷蘭和挪威，是一個異常令人滿意的特色）在被佔領期間至多不過是一件頗有問題的事，而在解放以後，又遭到如此公開的挑戰，以致引起了一場嚴重的國內危機。
這個合法政府的自動流亡國外，至少使德國人失去了強迫它成為貫徹他們意志的工具，從而給他們的行為披上一件合法外衣的機會（例如，他們在丹麥就利用了這種機會，因為丹麥的合法政府留在國內）。不管怎樣，情況可能是合乎德國人的心意的，因為它使德國人可以不必費多大力氣就能在全國建立一個純軍事性的政府。因為比利時是繼續對英作戰的一個重要軍事基地，又是為了德國的戰爭機器的利益幾乎可以進行無窮剝削的經濟資源的豐富貯藏所，所以建立一個軍政權顯然對德國人是最合算的事情。毫無疑問，為了同樣的原因，德國人也不想按照他們在其他一些被佔領國家的一貫做法，扶植一個“吉斯林”團體來作為傀儡政府。比利時關係重大，德國人是不敢冒這種風險的，他們寧可讓那些對立的“賣國團體”經常捉摸不定，使他們互相火併以坐收漁翁之利。把法國北部的兩省置於同比利時一樣的政府管轄下的決議，同樣地主要也是出於軍事意圖，雖然經濟與政治意圖也有一定的影響。把距離英國海岸最近的比利時和法國沿海地區置於一個司令部之下，這是適宜的。同時，從經濟觀點來看，把比利時的埃諾和佛蘭德工業區同法國里爾和瓦朗西安周圍的工業區形成一個整體也可以認為是得當的。從政治方面說，這項安排使德國人有了一種手段，一方面可以利用維希政府擔心失去這些重要領土的心理來操縱維希政府，另一方面可以利用佛蘭芒的極端主義分子永遠保有這些地區成為一個佛蘭芒國的一部分的希望來操縱這些極端主義分子。
因此，比利時和法國北部的行政機構是純軍事性的，當地的最高權力就是該地區的最高軍事司令官亞歷山大·馮·法爾肯豪森。但是，他所控制的行政機構卻分為截然不同的兩類：一為軍事司令部，負責處理與德國軍隊直接有關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