府的主要輪廓，那末，似乎很難否認，英國的官僚政治，在美國官僚政治的雜亂無章和俄國官僚政冶的前後緊密銜接、步調一致之間恰好是個中不溜兒。英國政府的中心目標和政策得到一種幾乎是普遍贊同的支援。因而它只消象徵性地使用暴力或強制的手段，便能夠作出可以稱之為“人的管理”的那種奇蹟來。人口、財產、產品和價格全遭到空前未有的變動、控制和調節。一種接近於警察制度的極權主義政權，在沒有割斷把人民同政府聯絡在一起的那條自願贊同的線索的情況下建立起來了。而透過自願贊同完成了這樣一次革命，這的確是英國政府戰時的最大成就。在政府這方面當然需要果斷與機智，但英國社會的異常團結以及英國在1940年面臨的那種顯而易見的致命危險，也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條件。
要展望一下珍珠港事件發生時俄國的形勢。就必然要遇到幾乎不可克服的困難。首先是資料缺乏。在1952年，俄國並沒有象英美最高統帥部一些成員所撰寫的那種回憶錄。在俄國，官方歷史必然是令人可疑的，因為它是為了宣傳的目的而隨意重寫的。俄國報紙以及斯大林和其他人在戰時所作的官方宣告，也同樣值得懷疑。當然，俄國政府所採取的宣傳方針本身，有時也可能是饒有趣味的，而它的宣傳方針的改變就會反映出克里姆林宮內部人士的計劃和意圖的改變，這一點也是確實的。但人們不得不盲目地去猜測哪些是真實的，哪些是虛假的或歪曲的，再不然，更慎重一點，乾脆把問題擱起來不作定論。
就盟國之間的關係而言，根據英美方面的各種記載，可以約略知道斯大林與西方國家談判時的舉止態度。但是，這裡還有一個如何解釋的問題。斯大林所說的和所做的，究竟有多少是坦率地表達了他內心的思想和願望？有多少是他為了打動外國客人而故意披上的偽裝？斯大林簡直不能被描繪成一個可信任的人，如果認為他在某個時候並沒有故意哄騙他的來訪者，那就未免過於輕率了。
的確，斯大林似乎可能是一個十足的兩面派，連他自己也說不清他顯露出來的面目到底哪一面是“真的”，哪一面是“假的”。這種在兩個角色之間躊躇不決的情況，在政冶家當中是很常見的，他們往往採用一種最適於吸引或打動當時聽眾的偽裝。但在連續扮演兩個角色之間，其矛盾程度則有變化，即有些政冶家比其他的人更接近於前後一致。但斯大林作為革命的馬克思主義者和作為俄國統治者——且不提他可能扮演過的其他角色——是大不相同的，而且常常是互相矛盾的。要決定哪個是真的，哪個是假的，那就會把個人與政治心理狀態的神秘過於簡單化了。在這些領域裡，邏輯上的統一律既不適用也不應該用作為一項準則。
當我們致力於敘述俄國民眾的態度時，也發生了類似的、同樣不可克服的困難。俄國人自己只能利用官方的表達渠道，這些渠道是經過設計而且受到指導和控制的。普通人同外國人的接觸都遭到警察有系統、有效的阻止。因此，外國記者的新聞報道價值是有限的，而且由於戰時從俄國發出的電訊受到極其嚴厲的、有時好象毫無道理的新聞檢查，所以價值更為有限。
當戰時盟國之間的緊張和敵對情緒變得尖銳的時候，任何一個人要動筆寫作就會遇到另一種困難。人們幾乎不能不根據後來發生的事情來看戰時的歷史，探索1946年或1947年以後普遍存在的緊張局勢的跡象，並忘掉或低估戰爭年代盟國之間“要什麼給什麼”的關係。但是在1941年和1942年，德國的失敗還未成為定局，在1943年和1944年，大聯盟的解體也還看不出是不可避免的，而在1945年和1946年，把世界劃分為共產主義地區和非共產主義地區的分界線也還沒有明確地劃出。面臨這些以及無數較小的捉摸不定的事實，盟國政府不得不盡力而為。如果設想在1952年為大家所知道的這種結果是不可避免的，或者認為這種結果是由盟國的一位領導人或一國政府“那樣安排好的”，那肯定是大謬不然的。
概括地說，對於蘇聯政府的政策可以採取兩種對立的看法。一方面，他們的行動可以解釋為馬克思主義原則的應用，不論這種應用多麼歪曲了原意。在國際事務中，這意味著，第一是保護社會主義祖國，第二是在全世界煽起無產階級革命。根據對俄國政策的動機作出的這種解釋，蘇聯與非共產主義國家之間唯一可能的關係就是一種敵對的關係，這種敵對關係有時是隱蔽的，有時則是公開的。一時的形勢可能需要同其他國家結成聯盟或進行表面的合作，但是這樣的結盟是暫時的，是一種假象，而不是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