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動員工作做得很緩慢——大部分是由於財政部對支付能力感到關切而促成的。其他後來發生的，但更成問題的事例——例如，大大低估了俄國的軍事潛力一事，又如新加坡的那次災難性挫敗——也可以用來說明事務主義的流毒。
但我們決不可以過分強調這一點。到1941年，英國的戰爭動員遠比美國在任何時候所實現的任何事情都要激進。由於政府推行財政、人力和定量配給等政策，一種類似有控制的社會革命在戰爭時期發生了。把一種有能力實現這樣一系列激烈行動的官僚政冶，稱之為保守的或缺乏想象力，那是並不確切的。
在政治上，英國也實現了一個可供外界觀瞻的異常統一的共同陣線。國內不存在有重大的公開反對政府的黨派，儘管對實際工作的批評卻往往很尖銳。這種政治上的團結的一些表面理由（如1940年5月以後組成的聯合政府，以及使公眾領袖受到適當遏制的嚴明的黨紀）只是部分地說明了這種現象。在這後面存在著英國固有的社會結構。這個社會結構，雖然外表看來存在著階級和生活方式的差異，但本身卻極為嚴密。
反對黨並沒有象奇蹟般地消失。但是反對黨並不象和平時期在政黨政治下常見的那樣表現在公開辯論和責難上，而是表現在一小批政領袖和內閣閣員的私下討論中。議會在一定程度上起著政黨巨頭私下討論的響板和回聲的作用。報紙也起著同樣的作用，不過程度較輕。
姑不論白報紙的缺乏，半自覺的戰時新聞檢查透過制止發表新聞，就已經消極地限制了英國傳統的新聞自由。但是英國政府同報界之間最重要的關係，卻沒有體現在正式的法律或規定中。這種關係是很“非正式的”和“沒有明文規定的”。是政府代表同報界代表之間的一種合作，根據這種合作，微妙的問題多少按照官方的意見予以處理，這種把報刊變為政府半官方喉舌的措施並不是全面的，報紙還是自由的，必要時還會找出理由去反抗政府的意願。但英國報紙的態度，特別是對國際問題的態度，如果確實沒有受到約束的話，一般說來是受到官方政策暗中指示的影響的。
政府同報界之間的這種關係，可以看作不過是英國人在進行戰爭的各個方面所能取得的全面協調中的一個特殊的例子。報紙越能響應官方的意見，政府在同朋友和敵人的關係上就越能享有一種較為自由的活動餘地。但是這種控制不是強制性的控制：只有在政府能夠用內部情報和正確論據說服新聞記者的情況下，新聞記者才會遵照政府的願望行事。因此，政府的活動自由遠不象蘇聯那樣廣泛。在蘇聯，政策的任何變動肯定會受到報界的歡迎和辯護。說得恰當一些，英國記者同議員一起，是一般公眾享有特權的代表，政府有時在實際方面，有時在法律方面，都不得不設法取得他們的贊同。
在現代政治中，個人所起的作用是難以估量的。然而，正如羅斯福控制著美國政府並給予美國政府一種特殊的性質那樣，丘吉爾從1940年5月成為首相的時候起到1945年7月他卸任的時候止，也對整個英國政府的領導起了深遠的影響。
丘吉爾作為聯合內閣的首相和國防大臣，法律上對他所處的地位的限制，比羅斯福受到的限制為大。根據美國憲法，總統對許多決定單獨負責，而同樣的決定在英國就得由全體內閣成員共同來作出。在羅斯福同丘吉爾的定期會議中，一個經常出現的特點就是，常常需要把會談中的建議提交倫敦的內閣審查。誠然，丘吉爾通常能夠說服內閣同意他所提出的建議，但內閣始終還是可以要求對那些提議表示拒絕或修改的。
因此，從內閣政治制度來看，丘吉爾個人對英國政府所有部門的控制，不可能達到羅斯福控制美國政府的那種程度。每一位大臣都有他自己特定的活動範圍，而丘吉爾所選定的活動範圍就是軍事，他作為國防大臣，同海、陸、空三軍的計劃和主管人員經常保持著密切接觸。我們只要粗略地檢閱一下他親手寫的大量備忘錄，就能為他的非常廣泛的活動範圍提供令人信服的證據了。
丘吉爾認為他本人完全有資格領導英國軍事領袖擬訂作戰計劃。他也積極地經常地同三軍參謀長合作。但是，儘管丘吉爾不斷地提出質問和下達命令去折磨他的軍事助手們，儘管他感到可以透過軍事部門傳達下去，糾正他認為不得當的任何細小事項，但他是透過慣例和法律所明白規定的渠道去進行他的多種多樣的活動的，這一點仍然是事實。他並沒有象羅斯福經常所做的那樣，越過各部大臣或者置正式的行政渠道於不顧。
總的說來，如果我們考慮一下美、俄、英三國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