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時事情正在迅速走向高潮。11月2日，吉羅接到關於進攻日期的秘密通知，那時相距僅六天了。他驚得目瞪口呆。他所念念不忘的法國人在1943年春天起義的計劃，已被隨意拋置一旁。美國人沒有作為應邀前來的客人光臨，而是在他們還不需要的時候跑來，並且正在提議無限期地接管法屬領土。在這種情況下，吉羅和參與這項計劃的其他法國官員都可以理解地被弄得心神錯亂，簡直有點不知所措。
吉羅這一天從接到登陸日期的通知開始，後來又收到墨菲的含糊其詞的覆信，使情況進一步複雜，最後也是最糟糕的，他獲悉馬上將有一艘潛艇等在法國海岸外面，接他到盟軍那裡去。這位法國將軍面臨一項困難的抉擇，他應否拒絕參與他認為已經變得這樣可悲地錯誤的一項冒險計劃呢？再不然，由於他相信一旦自己掌握了最高指揮權（他認為盟國已對他作過這種承諾），便能使情況至少部分獲得糾正，所以儘管出現了這種種情況，他應否把自己的命運和盟軍聯絡在一起呢？
起初，吉羅聲稱這一切是對法國的榮譽以及對他本人的一種侮辱，但是最後他還是決定登上潛艇去直布羅陀，以便同艾森豪威爾一起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他不贊成盟軍的“火炬”計劃，也沒有人把這個計劃的詳細內容完全告訴他。艾森豪威爾這方面並不完全理解吉羅的思想狀況，也不知道吉羅認為盟國曾經同意由他擔任最高指揮這件事。法國人和美國人之間沒有達到真正的諒解。不可避免的結果就是混亂。登陸那天，弗朗索瓦·達爾朗海軍上將出乎意外地在阿爾及爾出現，也並沒有減輕這片混亂。
糾纏不清的法國事務還有另一方面是盟國必須考慮到的。戴高樂及其追隨者怎麼辦？曾在吉羅領導下計劃發動起義反對德國人的這批軍官都是保守派，他們根本不同情法國的左翼黨派和團體。1942年，這些團體已經越來越集合到了戴高樂將軍和戰鬥法國的周圍。他們的力量在北非是薄弱的，那裡法國居民中的殖民地氣氛不利於左翼思想的發展，但在法國本土，人們卻普遍持左翼態度。各種反抗組織在激進的甚至革命的思想哺育和指引下，已經開始形成並壯大起來。隨著1942年事態的發展，它們與倫敦的戴高樂派取得了聯絡。所以自由法國的影響和重要性明確地日益增長。戴高樂不再是一個可以被看作在法國缺乏有力的追隨者而不予重視的孤立人物了。
1942年7月初，當“火炬”計劃尚未取得一致意見，而在法國本土登陸的前景仍被列為軍事計劃的首要問題時，英國政府就已經正式承認戴高樂為“反抗軸心國的象徵”了。甚至美國政府的態度也變得相當溫和。7月9日，美國人給戴高樂一份照會，說明美國“對作為法國反抗軸心力量象徵的法蘭西民族委員會將給予一切可能的軍事援助和支援”。戴高樂希望把這一認可變成全面承認他的組織是法國的流亡政府，但是在這方面他失望了。美國的態度是僵硬的。赫爾同羅斯福認為未來的法國政府必須在從德國人手裡解放以後（而不是在這以前）由法國人民自己建立。
“火炬”計劃的決定，顯然在盟國與戴高樂及其法國政敵的關係中引進了一種新因素。在維持對維希政府的外交關係方面，有一個新的而且十分重要的理由在起作用。只有維持這種關係，美國領事及外交官員才容易得到“火炬”的軍事計劃所亟需的情報。
也正是“火炬”計劃使吉羅和法屬北非的軍官進入了盟國解放法國的軍事計劃的最前哨。在美國政府的眼中，戴高樂不再享有“抵抗”的壟斷權了。實際上，羅斯福總統最堅持的要點之一就是，在這次籌劃的戰役中沒有戴高樂的份。駐北非的馬斯特將軍強調說，自由法國軍隊的任何登陸行動都將遭到當地駐軍的頑強抵抗。這一情報，加上美國政府長期以來對戴高樂的懷疑態度，使羅斯福深信，無論如何不能讓這位自由法國的領袖參加進來。甚至當丘吉爾建議在登陸的前一天把這項計劃告訴戴高樂，以免對他的自尊心打擊過甚時，羅斯福也否決了這個意見。結果，直到英美軍隊已經登陸後，戴高樂才第一次正式獲悉了“火炬”計劃。
英國對於戴高樂的態度和以往一樣，比美國要友好。接著，在北非登陸前夕，盟國發覺自己似乎同時在支援兩個不同方面的法國領袖，因而陷入了尷尬的處境。吉羅是美國人看中的最高軍事領袖的候選人，大概也是在解放區掌握政權的候選人，戴高樂則是英國人看中的同樣角色的候選人。分歧並不象公開表現出來的那樣大。英美雙方的主要興趣都在於“火炬”計劃的軍事勝利，都準備採取最有助於促成這一目的的不論何種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