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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初，勞動力的情況發生了重大的變化。俄國反攻的成功，不僅摧毀了出現一個節省開支的時期的任何希望（如同前幾個冬季都有可能出現的那樣），而且要求立刻增加武裝部隊人員的總數。同時，武裝部隊損失的比重，也第一次變得嚴重起來。
情況的日趨嚴重，從行政管理的變動上便反映出來了。第一個變動是任命德國勞工部一個團體的前首腦維爾納·曼斯費爾德去主管四年計劃組織下面的勞動力分配司，以代替弗里德里希·聚魯普，後者據稱患了重病。曼斯費爾德在支配勞動力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權力，他著手來收緊控制勞工的機器。但是經過六星期後，他又由弗裡茨·紹克爾所接替，後者是圖林根省的行政長官，又是最堅定地擁護希特勒的黨員之一。這時不得不採取斷然的措施，於是執行這項政策的責任，不是委託給勞工部的官員，而是交給一個具有第一流黨內工作經歷的人，雖然這個人先前並沒有處理勞工問題的經驗。
根據任命紹克爾的命令，他在招募、使用和分配勞動力方面取得了幾乎無限的權力，他的唯一上司就是四年計劃總負責人戈林。關於紹克爾職務的範圍概述如下：
為了保證整個戰時經濟，尤其是軍備方面可以獲得需要的勞動力，必須建立一定的制度，以指導分配所有可以利用的勞動力——包括被運送來做工的外國人和戰俘在內——並動員大德意志帝國——包括保護國在內——以及總督轄區與佔領區內所有尚未充分利用的勞動力。
影響到紹克爾的職務的因素之一是，武裝部隊需要的人員增加了。德國企圖說服它的盟國增加提供開赴東線作戰的部隊的人數，但是這種增援部隊比起德國的需要來，只能是為數很少的。同時，德國也決不能依靠在佔領區徵集的勞動力來補充它的武裝部隊。約德爾後來說：
徵募外國人作為戰鬥人員的問題，無論如何應該極端慎重並持極端懷疑的態度來進行審查。有一個時期，東線曾出現過一種近似神經病的狀態，提出的口號是：“俄國可以由俄國人去征服”。一支龐大的弗拉索夫軍隊的想法，索繞在許多人的腦海中。當時，我們招募了一百六十多個營。在我們自己進攻得手時，我們的經驗是好的。當局勢惡化，我們不得不撤退時，這種經驗就變得不妙了。
因此，大部分新兵不得不從德國的勞動力中來徵募。
鑑於德國的後備勞動力，至少是後備男子，實際上已經消耗光了，要提供更多數目的人給武裝部隊，就只能以犧牲工業為代價。可是工業生產，至少是兵工部門，總得設法維持下去，甚至還得提高，以滿足對軍備的日益增長的需要。採取了種種不同的措施，力圖補救這種局面。工業生產進一步集中在那些據認為對作戰關係重大的工廠裡，其他的工廠則部分或全部停工。發起了一場宣傳運動，提出“以二頂三”的口號，來強調加強工業奮戰的必要性，強調國內戰線上的工人有責任發揮作用來支援正面臨著“德國軍隊有史以來最艱苦、最巨大的義務”的武裝部隊。訓練計劃也予以擴大，以便有助於把技術工人替換下來應徵入伍，還作出了努力把德國最後的一些後備勞動力蒐羅無遺。然而，不論這些措施取得了何種程度的成功，德國承擔的義務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力，終究無法指望都搞到手。於是，剩下來可以大幅度增加勞動力的唯一方法，就是充分利用外國勞工了。
這就是紹克爾的主要目標。
這項新的、龐大的勞工動員工作的目的，是把我國作戰的武裝部隊在阿道夫·希特勒的領導下為我們征服和取得的全部豐富、巨大的資源，用於武裝部隊的裝備，也用於增加祖國的營養。被征服地區的原料和富源，以及人們的勞動力，應全部認真地用於對德國及＇其＇盟國有利的工作。
然而，徵募勞工的機會已經不象戰爭初期那樣多了。在波蘭，由於德國一開始佔領後就實行了一種殘暴的勞工政策，這時要照先前那種規模進一步調撥勞工已經辦不到了。在東南歐，由於那個地區在農產品的生產方面對德國很重要，大多數剩餘的勞動力非保留下來不可。在西歐，佔領後很普遍的廣泛失業現象，這時多半已經不復存在。後面這一改變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所有可以多少用和平方法說服的人，都已經移居到了德國；把德國的定貨包給了彼佔領國家的廠商，以及許多國家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