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土德國化的第一步。
納粹這一政策是普魯士國家曾經推行過的政策的繼續，從十九世紀八十年代起，普魯士一貫奉行這個政策，但是顯然大大失敗，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和平解決把它的企圖打斷為止；這對希特勒以更為野心勃勃的規模，重新推行普魯士的這一政策的成功前景，乃是一個不佳的預兆。事實是，在東方的“生存空間”安插德意志人口的計劃，並不是由於人口的壓力（象“缺乏空間的民族”這一口號想要暗示的）所引起的，而是出於政治、軍事的考慮；並且直接與工業時代人口的自然流動背道而馳。因為在德意志第二帝國建立以後，德國工業蒸蒸日上，一日千里，魯爾區象磁鐵一般吸引了北歐平原上德國和波蘭地區的人口。該地對勞動力不斷增長的需求，不僅吸引著易北河以東的德國居民向西遷移，也吸引著奧得河以東的波蘭居民向西遷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既從德國東邊也從德國西邊的被征服國家強迫輸入非德國人的勞動力，使得湧向魯爾區的人流空前高漲。事實上，希特勒的開拓“生存空間”的政策，是逆著既是潛在的又是明顯的經濟勢力的潮流而動的。因此我們可以推測，第二次世界大戰即使是以德國勝利而結束，這個政策也將一無結果。
由於希特勒和蘇聯以及波羅的海三國訂立協定的結果而離鄉背井的人，按照被征服國家的人口來衡量，數目是小的，但是按照個人遭受的苦難來衡量，數目是大的。從波羅的海國家遷出的德意志人的數字，將在本書另一處提及。除波羅的海國家外，要弄清德國管轄區和蘇聯管轄區之間交換的人數，是比較困難的。從這個地區遷出的德意志人的數字，有一種估計是：從沃林遷出六萬四千五百五十四人，從加利西亞遷出五萬五千四百四十人，從比亞威斯托克遷出八千零五十三人，從北布科維納遷出四萬二千四百四十一人，從比薩拉比亞遷出九萬三千五百四十八人。如果在這些數字之外，再加上按照德國估計根據協定從波羅的海國家遷回的德意志人為十二萬人，則蒙受希特勒之害的東方德意志族人共計約四十萬人。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在進犯蘇聯的前夜，為他這一行動作辯解的廣播中談到，遷移的德意志人數字是五十萬人，並把他們描繪成1939年8月23日德蘇協定的受害者。
我自己曾經要求籤訂的這個條約的後果……的確非常嚴重，特別是對於住在有關國家的德意志人。遠遠超過五十萬德意志男女，他們都是小農、手藝人、工人，幾乎一夜之間就被逼離開他們原來的家園，為了逃避一個新政權，這個政權一開始就以無限的苦難並遲早要把他們滅絕來威脅他們。……成千的德意志人不見了。永遠無法知道他們的命運如何，更不用說他們的下落了。這一切我都保持沉默，因為我不得不這樣做。
對這份辯解的評語是“罪犯辯解，欲蓋彌彰”。
第三編 法國崩潰以前的西歐
第一章 丹麥：德國入侵以前的政治情況
戰爭爆發時，丹麥的情況在好些重要方面都與挪威不同。丹麥沒有天然的屏障來抵擋德國，它已同德國締結了一項互不侵犯條約；它深刻意識到，萬一遭到它南面那個鄰邦的進攻時，不能指望西方國家的幫助。1937年春天，艾登就已對丹麥首相托爾瓦爾德·斯陶寧和外交大臣彼得·蒙克說過這樣的話。因此，在評價戰爭初期丹麥對德國的態度及其總的外交政策時，必須考慮到這些事實，尤其要考慮英國的警告對丹麥領導人必然產生的影響。他們知道丹麥將是孤立的。丘吉爾在1940年初的宣告，進一步證實了英國的態度。他在倫敦同斯堪的納維亞記者談話時，對丹麥人說：
我不能責怪丹麥。別的國家至少還有一條溝塹，可以隔著溝塹與老虎相抗；而丹麥靠德國實在太近了，簡直沒法幫助它。總之，我不願給丹麥任何保證。……丹麥與德國訂有條約——可是我不懷疑，一旦時機適宜，德國人將毫不躊躇地侵犯丹麥。
斯堪的納維亞各國之間的關係在文化和經濟方面雖然一直是密切的，可是丹麥也不能指望從北面的一些鄰邦得到軍事上的援助。1937年3月在隆德舉行的會議上，瑞典曾提議締結一項共同防務協定，把三個國家聯合起來，但被斯陶寧拒絕了，理由是丹麥沒有什麼可害怕的。事實是，丹麥不能流露出它在害怕。
1939年8月底，丹麥、挪威、瑞典和芬蘭的外交部長同意，萬一發生大的戰事，四國將保持中立。1939年9月1日德國進攻波蘭時，它們正式發表了這樣的宣告，在9月3日英、法成為德國的交戰國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