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盧森堡人陣亡人數相當慘重，這可以算是人口減少的許多不同的原因中的一個最主要原因，而被徵召服兵役和被押送出去作勞工的人中也有許多人逃亡，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因為徵兵和招工仍在繼續實行，並遭到人們的痛恨，逃亡事件屢見不鮮，儘管不僅對逃亡者本人（如果被抓到的話）和曾經幫助過他們的人，而且對逃亡者的親屬也進行嚴厲的懲罰，這些親屬大概也可能會被押送出境。西蒙在他後來發表的大多數講話中經常羅羅唆唆地提到這個問題，這就可以說明逃亡已到了怎樣的程度。的確，這些講話在各方面都直接或間接地暴露出德國化政策的徹底失敗——例如，在盟軍登陸開始以後，他揚言要對親盟軍的活動分子和從德國武裝部隊中開小差的人立即處死，哀嘆親英情緒的流行，以及大家都聽倫敦流亡政府的廣播，同時他又表示對盧森堡人最終的忠誠懷有信心。
解放時據估計，大約有五千名盧森堡青年被德國人徵去後開小差，有一千一百到一千二百個家庭——或者說大約有五千人——被押送到波蘭的邊界地區，因為他們的兒子不在德軍中服役而“投奔了馬基”。的確，在這最後幾個月中，德國人對阿登山區和森林中有巨大的游擊隊理所當然地感到日益驚恐。這些游擊隊是由逃脫徵召的人、“開小差計程車兵”和敵人懸賞要加以逮捕的愛國志士組成的，他們有效地襲擊了德國人的交通線，加速了德國人在1944年9月從大公國的全面撤退。但是，甚至在這最後一刻，德國人仍然表現出一種心理上驚人的無能，他們無法理解在他們如此卑劣地壓制下的人民的心情，竟然還向馬基發出呼籲，要他們“痛改前非，重新加入真正愛國者的隊伍，為新秩序而戰”。他們還寬宏大量地補充說：“我們會了解你們，不責備你們。你們將獲得赦免，雖然我們不贊成你們所做的事情。我們決不會盤問你們。”
第四章 丹麥
1940年4月9日凌晨，當德國人事先毫無警告便侵犯丹麥時，他們只遇到零星的抵抗，因為沒有時間把抵抗有效地組織起來。於是，國王根據大臣們的意見命令武裝部隊的司令官停止抵抗。同一天，德國公使遞交了一份備忘錄給丹麥政府，宣稱：“……德國現在和將來都無意干涉丹麥的領土完整或政治獨立。”接著散發的傳單和對居民的廣播，仍然是那套司空見慣的故事，說什麼德國人佔領這個國家只是為了保護它不受別國的侵略。丹麥國主和首相鑑於德國人保證不加干涉，也在4月9日發表了一項宣告，在抗議之下承認佔領這一事實，命令人民不要進行任何反抗，並呼籲他們遵守秩序和保持克制。後來有人說，這個承認德國人佔領的措施，由於德國人隨後的行動而變得無效，但是，可以設想，德國人也會爭辯說，如果丹麥人想否認對他們的任何責任，那就同後來丹麥人所作出的許多讓步不一致了。
開始時，德國人和丹麥人在理論上都享有平等的主權。這使國王的態度具有很大的重要性，因為他不僅深得人心，而且作為丹麥國家的首腦行使職務時，可以（如果他願意的話）採取暗中抵抗和拖延戰術等機警的政策，使自己成為全國各地較為明顯的抵抗的象徵和中心。國王在推行這種政策時，總的說來，在被佔領初期要比後來在中期——那就是說，在德國人採取完全不顧當地人民並接過了全面控制的行動，從而使形勢簡化以前——表現出較大的決心，因而也取得了較大的成功。因此，在這方面必須瞭解的是：在法國淪陷以後，德國的力量上升到頂點時，國王要抵抗德國人此後所能加在他身上的越來越大的壓力就變得日益困難了。國王對德國人的某些要求讓步了，這即使是錯誤的，卻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希望避免德國人打出一張王牌來——直接的軍事統治，或者更糟的是，讓丹麥的納粹分子掌權。就這樣，1940年7月，在改組聯合政府使其更能代表各方面意見的幌子下，那個臭名昭著的親德分子斯卡韋尼烏斯接替蒙克成了外交大臣。斯卡韋尼烏斯的第一個行動就是立刻（1940年7月8日）發表了一項“宣言”，贊成丹麥和德國合作，這顯然是得到首相和其他同僚的同意的。這一姿態使以後想否認德國人要求的合法性的多次嘗試更為困難了。
這件事竟成為後來一連串讓步的前奏曲，就不足為奇了。這些讓步不管大小，同樣損害了丹麥人的自尊心。讓步的內容是：交出十艘魚雷艇給德國（1941年1月），採取反猶太措施（1942年3月），從日德蘭半島撤退丹麥駐軍（1942年11月），直到簽訂無恥的“票據交換協定”（1940年12月）。根據這項協定，德國人搶去了丹麥億萬克朗。德國人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