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全面的了——這是到這時為止在一個被佔領國家中所發生的第一次總罷工。翌日，9月2日，德方宣佈整個大公國處於緊急狀態，幾個所謂罷工領袖被草草判決後在全國不同的地方槍決。後來幾天中，根據軍事法庭的程式，又處決了好些人，直到克拉岑貝格於9月6日率領一個據稱是代表社會各階級的代表團向西蒙說項，懇求寬大，重申大多數盧森堡人的“效忠”，並對造反者的行為表示遺憾，才停止了處決。
既然西蒙的報復暴行已達到破壞罷工的目的，他便同意分階段結束緊急狀態。但是，他同時宣佈（1942年9月17日），將採取激烈的措施肅清盧森堡的“不可靠分子和叛逆分子”，部分透過撤掉某些官員和實業家的重要職位，部分透過把政治上可疑的人及其家屬大規模押送到德國去。他堅持說，德國不能冒著在一個重要的邊界地區潛伏有這類分子的風險，但是把這些人安全地放在後方，就可以把他們重新教育成為德國良民。另一方面，凡是有直接同罷工牽連和有其他顛覆活動嫌疑的人，如果他們逃脫了死刑，也將在集中營的不大舒服的氣氛中接受他們的“重新教育”。同時，為了駁斥徵兵已因罷工而中止的謠言，迅速編列了適齡的人的名單，立即進行徵召。大多數這樣被迫加入德國武裝部隊的盧森堡人，一有機會便馬上被派往俄國前線，雖然也有一些人被派往北非。
因此，1942年的這場危機一方面增強和鞏固了盧森堡人的抵抗意志，另一方面也使征服者先前實行的德國化和納粹化政策變得更為激烈。在每一個領域中，愈來愈大的控制權都掌握在佔領以後進入該國的德國人手裡，但同時當地的吉斯林組織日耳曼群眾運動的威望和權力也獲得愈來愈大的支援，企圖維持住一種幻覺，使人以為同德國合併的過程既是來自國外的，也是來自國內的。同樣地，關於押送出境，也在不斷地強調這樣一種理論，即在這種情況下，這並不是押送外國人到德國去為德國工作，而是“移民”計劃的一部分，是把不十分可靠的德國人從德國的一個特別易受攻擊的地區移往另一個比較不容易受攻擊的地區去。從這一觀點來看，這項計劃已取得滿意的成果，1943年5月12日，西蒙在由他主持的民政長官和蓋世太保代表的一次會議上就曾這樣斷言過，但是，這次會議仍然一致認為，必須繼續進行押送工作。被押送出境的人都由德國人和來自南蒂羅爾、特蘭西瓦尼亞和布科維納的日耳曼族人所接替。1943年夏天，還把一些義大利人移入盧森堡煤礦地區工作，頂替德國經濟中這一重要部門裡被押送出境的盧森堡人。最後，由於盟國的轟炸攻勢日益猛烈，許多被炸得無家可歸的德國人都到大公國來避難——那些有勢力的黨員是經過批准的，沒有勢力的則是偷偷地進來的。
儘管德國人這樣集中了全力來消除盧森堡的獨立性並迫使它接受納粹的模式，儘管在這樣一個彈丸之地內組織抵抗運動並使其繼續存在下去有許多困難，抵抗運動的旗幟卻還是一直在飄揚。在佔領期間的任何時候，總有一些地下報紙，雖然數量要視它們能否不被發現而定。還有一個全國性的地下抵抗組織叫作盧森堡愛國同盟，德國人一直在設法想摧毀它。而且，儘管德國人反覆地大肆吹噓大公國已經全面德國化，他們卻不能，而且往往也並不掩飾他們的努力未獲成功的事實。經常有一些怨言，說盧森堡人不服從與不合作，西蒙終於在1943年8月初出來講話了，他那篇講話是威脅與哀求、奉承與咒罵的一種奇特的混合物，聯絡到德軍新近的一再失利，幾乎不可能把他所希望的那種對征服者的敬畏之情注入盧森堡人的心頭。1943年7月，德國人又頒佈了一項法令，規定凡擔任公職或半公職的人，如犯貪汙或破壞安全條例的罪行，均應從嚴處罰，這進一步表明，德國人所依靠的那許多替他們效勞的人，在德國人看來都並不是可靠的了。
而且，儘管德國人一再向工農業工人發出呼籲，要求增加產量，儘管他們一再聲稱這些呼籲十分見效，事實卻證明還必須日益加緊控制。因此，1943年9月21日的一項法令，規定在大多數工業部門中，即使雙方同意，未經勞工介紹所批准，勞動合同也不得取消。次年2月，另一項法令加強了人事管理人員的懲戒權力。農民則於1943年10月被併入了德國農業協會，這使他們必須把一定數量的產品交給佔領國。有大量農民因黑市罪行被罰款或逮捕，還有一個農民被處決，這就證明對這種控制的反抗還是相當強烈的。
1943年10月又進行了一次人口調查，發現人口自1938年以後減少了大約一萬四千。被徵入德國軍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