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那些地區，情況則並不一樣，因為那裡從1939年9月起就處於俄國的權力之下，至於這時被德國佔領的蘇聯領土，情況則更為顯著地不同，因為那裡從1918年以後只知道蘇聯的行政管理。這種互相懸殊的情況使德國人不可能在奧斯蘭制定一項統一的經濟和政治政策，並且確定了對白俄羅斯和對三個波羅的海國家實行不同的政策是必要的。
可是，當1941年8月19日洛澤釋出一道命令把奧斯蘭的全部蘇聯產業沒收時，這使波羅的海人民由於俄國的政策，而渴望恢復某種形式的個人所有制和個人經營的願望受到了令人不快的挫折。德國人為了給戰爭努力保持一種平穩的經濟，覺得立即接收俄國人所建立的那些國有的和集體的經濟機構是有利的。可是，洛澤的命令卻說，“私有財產準備全部發還”。然而儘管有這些對波羅的海民眾的保證，俄國國有的全部財產只不過由德國國有所皆代。德國人的意思是，這種情況應維持到形勢允許德國當局在東方實施其戰後的殖民政策時為止。目前，私有經濟只准在小規模的農業和企業中予以恢復，但也只有在那些私有主答應充當德國人的代辦人的條件下才能獲准。這是必要的，就算只是為了使經濟運轉下去的話。可是，對於大規模的企業，處理辦法就不同了，它們歸柏林的托拉斯管理局控制。德國信託所有制的建立有雙重好處，既保證了大規模農業、工業和商業企業的正常運轉，又為德國移民保留一個地位，讓他們在戰後可以發展。在1939年以前就是蘇聯領土的地區，由於從第一次大戰結束以後便一直在鞏固蘇維埃制度，所以那裡的情況就很不相同，需要有一種不同的政策。對於德國民政機構已經接管或預定要接管的蘇聯被佔領區（1939年以前已是蘇聯領土的地區），羅森貝格的辦公室制定了一項“新土地法”，經同戈林商定後於1942年2月16日頒佈。根據這項法令，蘇聯的“集體農莊法規”被廢除了，同時要建立。一種“新秩序”來引導農民逐漸回到個體耕作上去。這要分幾個階段來完成，第一個階段是把集體農莊改為公田。這項農業政策的前景使德國領導人，包括羅森貝格以外的最高集團的其他人員，都激動起來，因為大家都覺得這可能是贏得俄國民眾支援的關鍵。
雖然羅森貝格在1月間向新聞界說，首要的任務是要動員一切可能的力量去保護奧斯蘭和供給德軍的需要，他同時卻全神貫注在取得當地民眾幫助的種種措施上。1941年秋季在德方監督下建立起來的波羅的海國家的行政機構顯得很有效能，這使它在1942年3月7日的一項法令中得到了正式承認。波羅的海人民在一定範圍內預定是可以受到優惠待遇的，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有著血緣關係的民族。同時，根據德方促使他們同西方而不是同東方保持密切關係的意圖，他們同那些所謂“劣等種族”（諸如猶太人以及略勝一籌的斯拉夫人）相比，受到的待遇要寬大得多。這項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因為德國人在內政上從地方當局方面，特別是從地方警察和民兵方面，能夠獲得很有價值的幫助，而且許多愛沙尼亞人和拉脫維亞人還自願到東線去參加作戰。在奧斯蘭，也建立了某種程度的合法自治，但是德國人後來發覺他們被法典方面的一片混亂攪得十分煩惱。然而，當人們知道正在制訂計劃，準備讓1941年根據1939年納粹…蘇聯條約回到德國的波羅的海日耳曼人捲土重來時，取得當地人民支援的種種嘗試在拉脫維亞和立陶宛都遭到了失敗。波羅的海人民普遍同情盎格魯撒克遜人的心理，也對德國人起了不利的影響，但是德國人在宣傳工作中作了很大的努力去抵銷它。對布林什維克的恐懼和仇恨則被很有效地加以利用，特別是在1942年英蘇條約簽訂的時候，因為德國人當時可以有充分理由聲稱，英國人已經秘密同意讓蘇聯政府在波羅的海地區自由行動了。同波蘭和俄國的大量猶太人比較起來，這裡的猶太人相當稀少，這就為德國人簡化了波羅的海各國的猶太人問題，不過已有的猶太人卻也足以使民政當局要為他們在塔林、里加和考那斯建立起猶太人區來了。
在白俄羅斯，象在烏克蘭和蘇聯其他被攻佔的地區那樣，羅森貝格從一開始就打算挑動反對莫斯科的民族意識。他也曾把這個地區看成是比較落後的，並考慮在那裡安置各個不同的種族作為抵擋俄國人的堡壘。由於這個地區長期以來一直是蘇聯的一部分，羅森貝格在實施一種獲得當地民眾支援的政策方面遇到了困難。1942年間，因為實行了他的“新土地法”，他取得了一些進展，特別是在普斯科夫地區，但是任何有可能成功的建設性政策都受到若干因素的妨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