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有能力來執行和平解決的條款。可是，他有陸海軍首領的支援，同羅斯福進行會談時，隨行人員中有一名陸軍大將和一名海軍大將以及陸海軍的副參謀長。有這些將領參加會談將使他能夠抑制軍內親軸心派的反對。他再次敦促美國從速安排這種會議，勿再拖延。
近衛之所以焦急，是因為他心裡明白，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在日本，反對向美國作任何讓步的激動情緒正在高漲，同時，在陸軍和海軍界，有越來越多的人要求停止日美會談，發動戰爭，理由是，美國政府只是在拖延時間，以便完成它自己的各項準備工作，並使經濟方面的禁運起著削弱日本力量的作用。形勢越來越逼著近衛必須採取某種方法迅速作出一個決定。經過反覆討論，草擬了一份“御前會議國策執行大綱”，9月6日，該大綱在一次擴大的御前會議上批准透過。這就進一步確定了7月2日御前會議作出的各項決議，並規定，同美國、英國、荷蘭作戰的準備工作在10月底之前完成。在這期間，外交談判工作仍繼續進行，可是，“到10月初，還沒有理由能指望對方會同意我們的要求……我們就立即下決心，準備同美國（還有英國和荷蘭）打仗”。那份“國策大綱”附有一張表，上面寫著日本的最低要求和能作出的最大讓步。總的說來，這些條件與日本以前提出的建議一樣，但在語氣上比以前生硬，顯示出日本對中國和東南亞的政策有強硬起來的跡象。
在這期間，野村於9月6日向赫爾遞交了日本的建議，赫爾用不以為然的眼光看了一下。他認為，日本這時正在縮小它原來打算作出的讓步。他對日本關於三國公約的措詞不滿意。他特別反對日本在中國永久駐軍。9月11日，野村告訴豐田說，美國政府憚於美國公眾的輿論和預計中國會作出的反應，不會支援這樣的中日媾和條件，即規定日本軍隊駐紮在中國的某些地方，象日本與汪精衛政府之間簽訂的條約那樣。野村指出，美國人在同中國人進行了會談之後，在這一點上態度已經比以前強硬了。赫爾建議，日本必須同意在締結和約後兩年之內，全部撤出在中國的軍隊。野村認為（雖然他的想法錯了），雙方已有希望在其他問題上達成協議，因此，他竭力勸說東京同意美國提出的從中國撤出日本軍隊的建議，因為在他看來，如果不作這一讓步，就沒有達成協議的希望。但是，日本陸軍首領卻頑固地堅持，日軍決不能從一些特定地區撤出。如近衛後來指出的，有一部分內閣成員支援他們這樣做。9月18日，杜曼與近衛的私人秘書牛場在東京進行了一次會談，在會談過程中弄清楚了，是野村9月4日那種不合宜的舉動把事情搞糟了，因此，在9月20日，又召開了一次聯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又草擬了一份總的協定草案，包括中日媾和的具體條款。日本對華媾和的主要條件於9月23日由野村遞交赫爾，其餘部分在10月1日交出。
有關美日協定的一般性建議於9月25日交給格魯，兩天後，又由野村交給赫爾。這份新的方案以9月6日御前會議透過的那個方案為藍本。中日媾和條件包括這樣一條，即“根據現有的協定和慣例……在必要的一段時期內，日本的陸軍和海軍留駐在中國的某些地區。”9月27日，豐田在與格魯會晤時，再次催促近衛與羅斯福的會談應從速舉行，時間最好是在10月10日至15日前後。他暗示說，如果做不到這一點，近衛內閣有可能倒臺，這樣，日美兩國締結協定的最後機會將就此消失。格魯向羅斯福和赫爾發出類似的警告。9月29日，他向國務院發了一份長電，指出日本政府之所以不敢事前作出明確的保證，特別是關於三國公約的保證，是唯恐松岡的支持者把這件事透露給德國和透露給日本的親德分子，因為在日本外務省內，仍然留任著一些支援松岡的人。格魯認為，近衛會給羅斯福一些保證，使三國公約實際上成為一紙具文。格魯還認為，近衛親王是真心實意想逐步履行赫爾提出的、並且經他本人同意的四項基本原則，從而使日本總的政策能夠與美國的政策協調起來。格魯明白表示，有人認為日本人無論如何不敢冒險同美國打仗，他不同意這種看法。他提醒說，如果近衛內閣倒臺，繼任者將是一個軍事獨裁政權，這個政權將“缺乏那種能避免同美國發生正面衝突的性情或氣質”。因此，格魯堅決認為，羅斯福…近衛會晤是值得舉行的，即使這次會晤不能達成一項完全令人滿意的協定。
赫爾的看法卻相反，因為他既不信任近衛，也不信任任何日本人。他認為，日本人需要的只是一個籠統的協定，之後，他們自己就可以隨心所欲來加以解釋。赫爾對總統說，自從美國在原則上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