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的自相殘殺的勾當並沒有能把他自己同這場密謀有關的證據全部毀滅掉。西線總司令克魯格自殺身死，總算沒有遭到同樣的命運，不過在自殺之前，他寫了一封很長的信給希特勒，要求他在西線結束這場“毫無希望的戰爭”。10月裡，隆美爾同這次密謀的關係也被查明瞭，於是給了他一個選擇：自殺或是接受人民法院的審判。這位元帥知道，後一種辦法意味著肯定判他有罪，還要影響到家庭名譽，他因此在10月14日選擇了自殺的途徑。然而，這時候已經很清楚，如果大家知道這兩位卓越的軍人也同密謀有牽連，那麼德國軍隊和人民計程車氣都將大受打擊。為了這個原因，希特勒下令，克魯格下葬應不舉行儀式，同時也不向其他將領宣佈他同密謀分於有關。至於隆美爾，希特勒舉行了一場令人作嘔的國葬，希望這位元帥死亡的真相因此便不會被人知道了。
當希姆萊忙於整頓軍隊這一任務時，在鎮壓柏林叛亂中立下大功的戈培爾，則奉命向國內進行新的勒索。7月25日，由拉默斯主持的國家最高當局的一次特別會議結束之後，這位宣傳部長奉命出任“總體戰動員委員會主任”，有權使“官方各項計劃”符合於“總體戰”的需要。特別是他將檢查“包括德國鐵路＇和＇郵政在內的全部國家組織”，以保證“為武裝部隊和軍備提供最大限度的人力”。為了這個目的，他有權“要求國家最高當局提供情報，並……向他們釋出指示”。這樣，除了希特勒、希姆萊和博爾曼之外，戈培爾成了德國最有勢力的人物，有權對政府所有部門和德國社會與文化生活的各個方面下達命令，規定它們在人力方面對“總體戰”應作出的貢獻。一個月後，他行使了這項新職權，頒佈了一道命令，在德國幾乎取消了各種形式的公共娛樂。所有的戲院、音樂廳和酒吧間盡數歇業。德國電臺不需要的樂隊一律解散。所有“小說和類似的文學作品”的出版（當然，納粹黨的“標準政治著作”的出版不在其內）一律暫停。日報的篇幅進一步減少（自從1942年以後，報刊已受到嚴格的限制）。許多教育機構，“例如家政學院和商學院”，一概停辦。
1944年10月18日來比錫戰役（1813年）紀念日那天，十六歲到六十歲的男子一律應召參加人民衝鋒隊，同軍隊並肩在德國本上上繼續抵抗入侵的盟軍（這時候，美國第一軍已於9月12日越過德國邊界，進入了亞琛，而在東線，俄國軍隊也在東普魯士邊境上作戰）。雖然人民衝鋒隊名義上是“武裝部隊的一個組成部分”，但是，象博爾曼承認的那樣，對人民衝鋒隊的控制則“純粹是黨的事務”。人民衝鋒隊是根據希特勒10月18日的那道法令成立的，由各行政長官負責其兵員的徵集工作和指揮工作。衝鋒隊參謀長舍普曼是人民衝鋒隊“步槍射擊訓練的督察”；希姆萊負責它的全面組織、訓練和裝備工作；博爾曼則是它的政治事務首長，他顯然不願意向正規的軍事當局（包括凱特爾在內）提供關於人民衝鋒隊的任何情報。這就是說，在戰爭的最後六個月裡，西線軍事行動的指揮權幾乎完全操在納粹黨的手裡，因為就軍隊來說，希特勒本人這時已經接管了安排全部作戰細節的職責。
在1945年1月30日的廣播演說中，希特勒嚴厲地批評了“那些不肯承認資產階級世界已經一去不復返的中產階級笨蛋們”，從而講出了最後失敗接近時，納粹宣傳中經常講的一套老調子。在這種宣傳中，他們把垂死掙扎講得倒象有格外深奧的革命意義似的，而且把投降或是退卻又說成是等於叛國。黨衛隊在絕望的形勢下沒有能繼續作戰時，甚至他們也遭到了貶黜。希姆萊已經以國家軍總司令的身分下令槍斃逃兵的家屬。2月12日，凱特爾對幫助部下非法離開作戰地區的軍官判處死刑。戈培爾曾經勸說希特勒撕毀日內瓦公約，而跟著可能發生的槍殺戰俘事件，便會阻止德國士兵向前進的盟軍投降。希特勒有一時期的確有過這個念頭。事實上，只是由於他的軍事顧問們的堅決反對，似乎才使他沒有幹出這一新的瘋狂行為來。
與此同時，希特勒和戈培爾用盡了人所共知的全部宣傳伎倆——V…武器運動、文克將軍馳援柏林的種種奇聞、希特勒親自在分別舉行和談的問題上耍的花招、“狼人”運動，以及在貝希特斯加登的“阿爾卑斯要塞”周圍作最後抵抗的諾言——竭力想使德國軍隊和人民相信，即使不能獲得全面勝利，戰爭至少還可以打到一個相持不下的局面。最後，作為阻擋盟軍前進的垂死掙扎，希特勒於1945年3月19日下令實行焦土政策。“所有軍事設施、交通運輸、通訊、工業和後勤裝置，以及國內當前或將來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