掠奪工作時，他的話就等於法律。在軍事領域裡，他在法國淪陷後被晉升為歷史上獨一無二的德國元帥，從而使他的卓越地位也獲得了承認。在這一階段，他的確沒有什麼潛在的敵手。拿希姆萊來說，他當時還滿足於自己所擔任的德國黨衛隊頭子和德國警察總監這雙重職務，負責1936年從戈林手上接下來的國內保安工作。至於宣傳部長和首都行政長官戈培爾，他這時還準備尊重戈林的權力，誠然，遇到必要時，還準備支援戈林的權力。打倒戈林，不論希姆萊或戈培爾都決不可能指望由此直接得到好處，因為排在戈林後面的希特勒的繼承人是副領袖魯道夫·赫斯。上文已經提過，根據1933年12月1日的法令，赫斯成為德國內閣閣員，又根據1934年7月27日的一項未公佈的法令，他取得了參加有關德國政府所有法律的起草工作的權利。因此，他成為黨和國家之間的主要橋樑，擁有廣泛的權力。他沒有象他的繼承人博爾曼那樣運用自己的權力，那是由於他個性軟弱和出名的心神不寧症阻礙了他這樣做。
1941年5月，赫斯突然逃往蘇格蘭，這件事使納粹黨的領導中原來有些不穩的均勢遭到巨大的衝擊而垮掉了。副領袖的這次轟動一時的逃亡，使裡賓特洛甫“既緊張又沮喪地”趕往羅馬向墨索里尼解釋說，赫斯內心並不是一個叛徒，他只是“他自己的和平主義幻想的犧牲者”。赫斯的逃跑，給了他的助手和元首大本營的特別聯絡官博爾曼高升的機會。博爾曼不象赫斯那樣軟弱和古怪，是一個堅決、冷漠、殘酷的陰謀家，他早已在陰謀取代他的上司赫斯，博得希特勒的信任。象戈林作證時所說的那樣，博爾曼從這時候起便對希特勒起著“最為決定性的影響”。
希特勒對副領袖的行為感到十分惱火，因此決定，如果他有天回到德國來，就槍斃他。在赫斯離開後兩天，他就任命博爾曼為納粹黨辦公廳（副領袖辦事處當時的名稱）主任。1941年5月29日，希特勒頒佈了一道法令，授與博爾曼過去赫斯作為德國部長和德國內閣國防委員會成員的所有權力。貫徹這項法令的具體指示由博爾曼本人和德國總理府主任拉默斯擬定。他們在1942年1月16日釋出了一道補充命令，確認博爾曼有權參加全部立法工作，並規定黨和國家的最高機構之間除透過他以外，不得進行任何聯絡。現在，博爾曼可以使自己成為黨、國家和元首三者之間的主要橋樑了。在這項工作上，他獲得了希特勒本人的十分重要的支援。希特勒這時堅持說，首先是中央行政長官和地方行政長官，其次是各部部長全必須透過博爾曼向他呈報公務。同時，他又任命博爾曼為他的正式“秘書”，從而使後者成了元首大本營裡一個不可缺少的人物。
在希特勒糾集到自己周圍的那夥令人驚異的機會主義者和陰謀家當中，博爾曼在多方面都是最一帆風順的。他的實力不僅是由於他在元首大本營中竊據要職，而且是由於他能夠集中在德國各地他的黨羽手中的那股權力。事實上，在他擔任納粹黨辦公廳主任以後的幾個月裡，德國國內的權力均勢出現了劇烈的調整，政府方面也起了徹底的變化。過去，納粹黨接受了這一原則：國家和黨必須完全分開，黨只不過設法去“領導”國家。現在，黨享有監督政府的權力，往往甚至還在政府內部享有行政職能。例如，根據1942年3月26日的一道法令，博爾曼的直屬人員——地方行政長官——有權監督文職人員的升遷事宜。一個月後，他們擔負起了在行政區內指揮勞工徵募計劃的責任。隨後，他們又透過行政區經濟管理局接過了對地區經濟機構的監督工作。最後，根據1942年11月16日的一道法令，行政區同防區合而為一，這使行政長官有權管轄行政區內的全部“民間防衛組織”。
在國家一級上，自從博爾曼出現以後，就試圖把管理權移交給黨內的“積極分子”，並把納粹黨辦公廳不合意的那些人（不問是不是老黨員）全部清除出去。因此，1942年1月，行政長官約瑟夫·瓦格納被解除了全國物價管制委員會主任的職務，由賽斯…英夸特的門徒漢斯·菲施伯克博士接任（和瓦格納同姓的、慕尼黑…上巴伐利亞行政長官阿道夫·瓦格納在六個月後也奉命“長期休假”）。3月21日，原來負責在四年計劃體制內總管勞動力的國務秘書聚魯普博士也被免職，由納粹黨一名出色的“老衛士”，行政長官弗裡茨·紹克爾來接替。5月22日，博爾曼的死對頭，德國糧食和農業部長瓦爾特·達雷被迫把職務移交給他的國務秘書，黨衛隊分隊長赫伯特·巴克。這樣，納粹黨辦公廳在物價管制、勞動力和糧食等重要經濟領域裡的權力，僅次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