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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政府如果想要得到其中的任何一個結果，媾和的條件就必須有所節制。日本政府尤其需要認認真真地履行近衛親王在1938年許下的諾言，中日經濟合作將在平等基礎上進行。這意味著，日本軍隊將不得不放棄它對中國的經濟資源、工業和交通實行壟斷管制的政策。阿部大將本人似乎是理解這一點的。在當臨時首相之前，他曾經聲稱，日本的錯誤在於要求中國對它效忠，而不是要求中國進行“真誠的合作”；他還把西方國家對待中國的“詭計多端的慷慨大方”，同日本對待中國的“度量狹窄、吝嗇小氣”作了對比。
汪精衛及其同夥，尤其是湯良禮和周佛海，在他們在上海辦的報刊上，偶爾也在日本的報刊上發表文章，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意見。例如，汪在他辦的《華中日報》1939年11月23日的社論中，斷言日本單靠自己不能成立一個新的中央政府，斷言日本在東亞確立其領導地位的前景，取決於它能否以英法同中國進行合作的那種精神來同中國合作。他還說，除了在蒙古的駐軍外，日本軍隊應全部從中國撤走，中國的經濟權利應保持完整獨立。由於汪已死心塌地投靠了日本，他個人的意見對日本人起不了多大的影響，而人們卻認為，他是受到日本政府的慫恿才這樣寫，以間接地對駐華日軍施加壓力。意味深長的是，日軍在上海的發言人對汪的文章進行了嚴厲的抨擊，並且清楚地表明，汪的要求超過了日本軍方準備作出的讓步。
駐華日軍總司令是西尾大將，他的參謀長是先前在平沼內閣中擔任陸相的板垣將軍。另一個權勢人物是影佐中將，他領導著駐南京日軍的“特別課”，是當時南京傀儡政權的真正主子。1939年11月24日，據說東京政府曾派一個密使到南京見西尾和板垣，向他們傳達了政府對於媾和條件的看法。在東京方面，陸相說明了即將採取的對華政策已於11月1日由支那事務局決定。18日，首相說，在中國成立新的中央政府的準備工作已接近完成。但是，此後在外表上沒有進一步的發展，直到12月24日，阿部大將告訴新聞記者，汪精衛同日本政府的談判這時已告完成，並再次說新的中國政權不久就將成立。1940年1月4日，駐華日軍代表據稱已帶著他們的“基本媾和條件”到了東京。據說，日本內閣會議在第二天對此取得了一致意見，並將意見告訴了支那事務局，由該局在7日透過。1月8日，日本政府發表宣告，提到先前在1938年11月3日和12月23日對日本在中國的目標所作的解釋，說汪精衛的目標“同日本的明顯意圖是完全一致的”，日本政府將“盡一切力量來幫助成立和擴大擬議中的中國新政府”。但是虛弱的阿部內閣已在搖搖欲墜了。它在1940年1月15日倒臺；新任首相是海軍大將米內，他在1939年間曾堅決反對板垣的與軸心國結盟的政策。據說兩個人因此而互不理睬。
與此同時，汪精衛的兩個追隨者陶希聖和高宗武背棄了他，於1月13日從上海逃到香港。1月21日，他們在香港版《大公報》上公佈了一個協定，說這個協定是汪精衛和影佐中將在1939年12月30日締結的。他們還發表了汪同日本人來往信件的抄件，汪在信中要求從關稅收入中提取四千萬美元，把長江重新向各國航運開放。日本人對後一個要求表示反對。1月23日，中國政府的發言人說，陶、高兩人已把協定的影印本送到了重慶。兩人說，汪把他同日本人達成的初步協定給他們看了以後，他們這才認清跟隨汪是多麼錯誤，於是就把協定書影印下來送到了重慶。協定條款規定，中國將承認滿洲國和參加反共產國際公約。日本將在兩年內從華中和華南撤軍，條件是新政權要對這些地區取得有效的控制。但是在內蒙和華北，日本將常駐軍隊；在內蒙將成立中日聯合行政機構；華北將成為半自治區。海南島將由日本永久佔領，同時在全中國，日本人將在開發礦產、發展工業和經營交通方面擁有特權。
上述條款公佈以後，在自由中國掀起了一場憤怒的風暴。汪和日本人顯然都很為難。支援汪的人說，陶、高兩人透露的脅定文字並不是最後的正式協定，只不過是日本人提出的初步要求；汪已經拒絕了這些要求，並已獲得修改。但是，陶、高這兩個以前支援過汪的人卻斷言，最後的協定除了在兩項條款上稍有更改之外，和他們公佈的那個協定完全相同。
不管這件事的真相如何，風聲洩露以後，其後果是堅定了重慶政府不同日本媾和的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