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日本各階層的希望，欲將這場令人厭煩的對華戰爭了結掉。各個沙文主義集團希望日本能從這場戰爭中脫出身來，以便順著歐洲事件的演變過程，朝最方便和最有利的方向放手進行新的冒險。比較穩健和謹慎的人則認為，只要同中國的衝突繼續下去，就沒有希望真正地改善日本同各民主國家，尤其是同美國的關係。
因此，普遍同意需要同中國媾和，但是，對於取得怎樣的和平和用什麼方法來取得和平，卻有明顯的意見分歧。在媾和的條件上，主要的分歧在於，有些人滿足於日本在內蒙和華北確立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的統治地位，而另一些人卻希望把這種統治擴大到全中國。前者是從日本對付蘇聯的戰略地位來考慮的；他們還希望，如果日本撤出華南和華中，並把那裡的重要水道向各國的航運和貿易重新開放，英美可能對東亞新秩序採取比較友善的態度。較為激進的一派則希望保留並擴大日本人在所有被佔領的中國地區已經建立的對交通和貿易的壟斷；同時，考慮到將來有可能同民主國家發生衝突，這一派還反對日本從華南的作戰基地——包括海南島——撤軍。日本駐中國的陸軍，在一定程度上還有駐在那裡的海軍，均持後一種觀點，因為他們從出賣許可證和通行證給中國人和外國人而擁有既得利益，也因為日本軍隊及其隨軍的文職人員透過經濟上的壟斷而獲得了利益。
日本政界和軍界領袖大多在內心裡已逐漸認識到，只有蔣介石將軍本人，才是值得與之媾和的人，因為，即使簽訂一個僅能滿足日本最低要求的和約，也只有他具備足夠的力量可使中國人接受。所以，儘管日本人對於使重慶政權垮臺和由日本扶持成立一個新的“國民政府”議論紛紛，但是迄今還遲遲沒有采取過這樣的步驟。他們在華北和華中建立的地方政權，起用了一些資格雖老然而庸庸碌碌的食客，倘若同重慶的問題解決了，這些人是很容易被一腳踢開的。
汪精衛及其黨羽的變節，是國民黨隊伍的第一次分裂。他們被接到了上海，並在日本的武力保護下安置在那裡。1939年8月，他們召開了所謂的“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並自命為“正統國民黨”。他們的和平宣傳特別著重爭取住在上海租界內以及住在香港和南洋的金融界和商界有影響的華人。倘若他們此舉成功，他們的行動將朝著實現日本的希望邁進一大步，但是他們取得的進展是有限的。
歐洲的全面戰事爆發，對中國有不利之處。中國政府本來希望日本將會捲入，但是日本卻沒有捲入。英法兩國自此以後發現難以象先前那樣繼續在道義上和物質上對中國進行援助，而美國的主要注意力則將比以往更加集中在歐洲的事務上。德蘇協定的締結也在重慶造成了一些不安，這種不安情緒更因德蘇瓜分波蘭而加劇了。倘若蘇聯同日本達成協議，中國會遭到象波蘭那樣的命運嗎？或者，蘇聯是否要國民黨向中國共產黨讓步，才肯繼續支援和援助中國呢？日本人以及投靠他們的中國人大肆散佈謠言說，蘇聯正打算採取這種或那種行動。但是事實上在這個關頭，蘇聯並沒有採取這些行動。1939年秋季，莫斯科和重慶都否認了俄國在新疆和內蒙方面向中國提出領土要求的報道。此外，俄國人還根據中蘇貿易協定，增加了對中國的信用貸款。1940年1月18日，斯大林在答謝蔣介石祝賀他的六十壽辰時，希望中國能戰勝“一切敵人”，這句話雖然有些含糊，可是東京方面聽了很不受用。
俄華貿易主要沿著透過新疆的漫長道路進行，因此在數量上必然是有限的，但是，蘇聯的友好保證，是對重慶的一種鼓勵，同時又使日本人和汪精衛正在製造的讕言不攻自破。俄國駐在重慶的軍人暗示，儘管有諾門坎的停戰協定，蘇聯與日本仍可能因為兩國之間存在很多有爭論的問題而重啟戰端。由於上述種種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日本向重慶提出的和議，在1939年間沒有產生明顯的結果。
因此，日本政府乃乞靈於這樣的計劃，即以汪精衛為首，成立一個分庭抗禮的中國“國民政府”。1939年6月，汪精衛赴東京，平沼內閣保證給予支援。但在平沼下臺以前，這件事沒有明確的著落。1939年9月13日，阿部內閣發表了一個國策宣告，其中特別談到，“有鑑於蔣介石政權的勢力日見衰微，考慮到中國新的中央政府不久即將成立，本政府將積極幫助這個新政權成立，並將進一步努力，透過適當的和及時的措施，使中國事件得以完全解決”。
但是，不久就變得很明顯，在成立擬議中的新政權方面，存在嚴重的困難。首先，華北的日本軍事當局反對在日本的保護下成立一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