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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根本在哪裡?實質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對齊國曆史作一簡要回顧,我們可以發現,戰國時期的齊國有一個所有國家都沒有的現象:末期四十餘年沒有發生過戰爭,此前十四年也可以說基本沒有戰爭。也就是說,一百三十八年的歷史中,齊國的後三分之一多的歲月,是在和平康樂中度過的,五十餘年沒打過仗。孤立抽象地說,和平康樂自然是好事,也是人類在各個歷史時期都會生髮的基本理想之一,無疑應當肯定。然則,在戰國這樣一個風雲激盪的大爭時代,一個大國五十餘年無戰,無異於夢幻式的奇蹟。作為一種歷史現象,史家無疑是注意到了這一基本事實。司馬遷在回顧齊國曆史時說:“始,君王后賢,事秦謹,與諸侯信。齊亦東邊海上,秦日夜攻三晉燕楚,五國各自救於秦,以故,(齊)王(田)建立四十餘年不受兵……客皆為反間,勸王去從朝秦,不修攻佔之備。”
且略去太史公的諸如“君王后賢”這樣的偏頗評價,只就事實說話,首先理出齊襄王時期的軌跡。燕國破齊的第二年,齊襄王被莒城臣民擁立即位,此後五年直到田單反攻復國,是齊國最後一次被動性的舉國戰爭。此後十四年,齊襄王復國稱王,權力完整化。這十四年中,齊國只打了三仗:第一仗田單主政初期的對狄族之戰,有魯仲連參與,規模很小;第二仗是公元前270年(秦昭王三十七年,齊襄王十四年)秦國穰侯攻齊,齊軍大敗,丟失剛(今山東寧陽東北地帶)、壽(今山東東平西南地帶)兩地;第三仗是公元前265年(秦昭王四十二年,齊襄王十九年),秦軍攻趙,齊國應趙國請求而出兵救趙,迫使秦國退兵。很顯然,這三仗,第一仗是安定邊境,第二仗是完全被動的捱打,第三仗則是基本主動的維護邦交盟約(出兵救趙並非全然情願)。
救趙之戰結束,齊襄王便死了。
顯然,齊國從國破六年的噩夢中掙脫出來之後,國策發生了重大變化。
此前的齊國,是左右戰國大局的超強大國之一。在齊潘王與秦昭王分稱東西二帝之時,齊國的強盛達到了頂點。可是,在燕軍破齊的六年之後,齊國跌入了谷底。府庫財貨幾被燕軍劫掠一空,人口大量流失,軍力大為削減。凡此等等,都使齊國不得不重新謀劃國策。應該說,這是齊國國策大變的客觀原因。在田單、貂勃領政的齊襄王時期,齊國的邦交國策可以概括為:養息國力,整修戰備,親和諸侯,相機出動。然則,田單迅速失勢,齊國失去了最後一個具有天下視野的大軍事家與大政治家。
從此,齊國開始了迷茫混沌的轉向。
齊國轉向,根源不在孱弱的田建,而在齊襄王與那位君王后。這雙人物,是戰國時期極為特異的一對夫婦。齊襄王田法章精明之極,善弄權術而又沒有主見。戰亂流亡之時,以王子之身甘為灌園僕人;及至看中主家太史敫女兒,立即悄悄對其說明了自家真實身份,從而與該女私通;後察覺大勢有變,又立即對莒城將軍貂勃說明了身份,於是被擁立為齊王。復國後畏懼田單尾大不掉,便聽信九個奸佞人物攻訐之言,屢次給田單以顏色;後得貂勃正色警告,生怕王位有失,又立即殺了九個奸佞,加封田單食邑;及至田單與魯仲連聯手,平定了狄患,終於疏遠了田單貂勃,僅僅將田單變成了一個奔走邦交的臣子。田法章的作為,顯然是一個權術治國的君主,其正面的治國主張與邦交之道,在實際上深受自己妻子君王后的影響。
君王后是個極有主見的聰明女人,當年一聞灌園僕人田法章(後來的齊襄王)真實身份,立即便與田法章私通了。其父太史敫深以為恥,終生不復見,君王后也絕不計較而敬父如常,由此大獲賢名,以至連百餘年後的太史公也不見大節,屢次發出“君王后賢”的讚語。《戰國策》載:因君王后極力主張恭謹事秦,很得秦昭王賞識,曾派出特使特意贈送給君王后一副完整連線的玉連環,特意申明:“齊人多聰明之士,不知能否解開這副玉連環?”君王后拿給群臣求解,群臣無一能解。君王后便拿起錘子將玉連環砸斷,對昭王特使說:“謹以此法解矣!”田建即位的第十六年,君王后病危,叮囑馴順的兒子說:“群臣之中,有個人可以大用。”及至田建拿出炭筆竹板要記下來,君王后又說:“老婦已忘矣!”
一個如此聰敏頑強的女人,能在將死之時忘記最重要的遺言,可能麼?很值得懷疑。最大的可能是兩種情形:其一,平日已經將可用之人嘮叨得夠多了,說不說已經無關緊要了;其二,陡然覺得有意不說最好,教田建自家去揣摩,以免萬一所說之人出事而誤了自家一世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