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發的老路，而選擇了根據市場需求，對行政審批許可權做全面的稽核，以確定那些行政審批已經不合時宜，需要廢除。
在這一番運作之下，範亨提出了自己的機構改革草案，一共列出了需要撤出廢止的行政審批專案六百八十多種，並且列舉了大量的事實來進行說明，只有先解決了這些問題，機構改革才有實際意義。
範亨的這一舉動，頓時把整個高層都給震驚了，誰也沒有想到範亨居然弄出這麼一場大動靜來，畢竟這樣的舉動雖然沒有威脅到某一個體成員的利益，卻實實在在地讓整個政府的許可權一下子縮水很多。
最重要的是，這一次的舉動，也反映出來範亨的一部分態度來，我範亨雖然以前沒有什麼背景。但是現在也是實實在在的常委，正國級的領導人，工作可以做，但是黑鍋是不肯背的。
你們不是要談什麼機構改革嘛，不是要讓我負責嘛，那我就給你們從根子上治一治，看看最後頭痛的人到底會是誰？反正我範某人無慾無求，不在乎這種事情的後果。
事實上，每一屆新政府，往往都是是進行行政體制改革的最佳時機。自一九八三年以來，每隔一個階段，中央都會對政府部門進行一些調整。簡單回顧一下，就不難發現，這是一條艱難而漫長的改革之路。
為什麼要實行大部門體制？
可以用資料來說明一下中國的政府部門多到什麼程度。
一九八二年改革之前，國務院的部委一度達到一百個。
其後，政府分別進行了多次行政體制改革，每次改革的內容都以精簡機構、減少人員為主。
一九八二年一下子精簡了三十九個部門，一九九八年再次大規模機構改革，國務院的四十個組成部門，又裁了十一個，僅保留二十九個，絕大多數直接管理工業的部門都撤銷了。
這種機構改革的力度不可謂不大，接連不斷地對政府機構進行一次次大手術，無疑反映了當時行政體制是極不正常的。
然而，以往改革的落腳點基本上是堅持精簡、統一、效能的原則，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現有行政機構設定的弊病。每次改革後，又會出現機構膨脹之風。機構改革已被形容成了數字遊戲，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道路。
時至今日，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仍有組成部門二十八個，特設機構一個、直屬機構十八個、辦事機構四個、部委管理的國家局十個、直屬事業單位十四個，另外還有一百多個議事協調機構。
單純從數量上與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相比，中國政府部門設定已顯太多。
有民謠比喻政府開會人滿為患的景象，“部長坐了一禮堂，局長站了一走廊，處長擠了一廣場。”
開內閣會，部長們坐了一屋子，怎麼議事，到底該聽誰說話啊？
歷次改革的不徹底，也反映出國內行政體制改革的歷史包袱的沉重，因為它是由計劃體制轉型而來，而計劃經濟的一個顯著特點是部門設定多，實行條塊管理。
現在的政府機構設定是在計劃經濟時代基礎上修修補補而來，在功能上仍然強調指揮、控制，這就必然導致機構設定過細，政府機關管理過於微觀、具體，統得過死。
政府機構設定過多過細。機構重疊、職能交叉、協調困難的情況十分普遍，成為時下政府職能與機構改革配套改革的一大難點。
除此之外，機構過多還帶來了一個必然的副產品，就是高行政成本。
其中一個比較明顯的表現，就是公務員數量龐大。
有關調查顯示，有近七成的民眾認為，中國的公務員數量過多。按照公務員與GDP的比例指標來看，中國公務員數量大大超出發達國家。
比較而言，大部門體制是現代社會公共服務型政府的制度產物，也是市場經濟成熟的國家普遍採用的政府體制模式，此次機構改革的思路，依然是遵照循序漸進的原則，首先讓一部分部門先動起來。
但是這依然沒有改變以往縫縫補補的做法，範亨對此看得很清楚，而範無病看得更清楚，至於說全國的老百姓，其實看得最清楚，不是不好改，而是大家都怕得罪人。
那麼範亨的心裡面自然就有怨言了，這種事情就讓我來頂雷啊？有好事兒的時候怎麼不想著我哦？那麼既然你們都讓我頂雷，我也就認了。我不但要頂雷，還要頂個大雷，索性把這個問題從根子上給你們解決了，看看你們是不是真有這個魄力，敢透過這個議案？
“呵呵，範總終於生氣了——”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