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不如說由於其他的原因。在這些國家看來，世行的資本吸引力變的越來越小。進入90年代以來，由基金為主流的私人資本成為國際資本市場上越來越活躍的一部分力量，它們在靈活性方面遠遠高於世行這樣的發展機構，在融資成本上也較具有競爭性。
另一方面，國際上始終有一種輿論認為，世行給中等收入的國家貸款是不務正業，偏離這個機構建立的初衷。這種聲音主要來自發達國家，有些激進的政客和研究學者甚至要求完全停止對中等收入國家的貸款。當世行在這些國家的貸款出現減少趨勢的時候，他們認為是一件應受歡迎的好事。因為這樣世行就能更好的關注低收入國家，甚至直接撥款給這些國家，而不僅僅是貸款。在他們的構想中，世行應該是一個專門服務於低收入國家的發展銀行。
世行該何去何從？
有一天，我去沃爾芬森的辦公室向他彙報工作，只見他一個人斜躺在辦公椅上，面對著窗外發怔。我知道一定發生什麼事情了。果然，他告訴我，上午在美國眾議院撥款委員會的一個聽證會上，一群議員要世行降低對類似中國這樣的中等收入國家的貸款。有的甚至還威脅，要世行提出有一個明確的時間表，否則將減少撥款。
沃爾芬森和我都知道，這是美國國會議員經常使用的招法。但近年，從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國家則不斷抱怨世行支援不力，沒有發揮應發揮的作用，世行內部工作人員則從各種渠道反映，決策層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不明。
到底，世行應該採取怎樣的政策？沃爾芬森在不停地想，我也在想。
“晟曼，我們得拿出個對策來。”他對著我說。
我答應馬上組織一個工作組，先把基本的情況梳理清楚，然後再拿出我們的看法來。
世行向來以對宏觀政策和發展問題的分析聞名於世。在與工作組的首次會議上，我講到對中等收入國家的貸款表面上看似乎是一個貸款多少的問題，實際上是世行的基本職能的問題，它該僅為低收入國家服務，還是面向所有的發展中國家？從國際層面上講，也許是聯合國新千年目標能否實現，如何實現的問題。因此，重要的是要弄清楚這些原則問題，然後才回答：“貸不貸，貸給誰，怎麼貸，貸多少，貸什麼？”
根據我的要求，工作組先把69箇中等收入國家根據其當時的情況分成了四類：
A類――經濟發展較好，能夠到市場獲得資金的國家。包括中國、墨西哥、俄羅斯、印度等22個國家。它們的政局穩定，經濟成長處在上升的通道里，有能力到國際市場發債券，以比較低的成本獲得資金；
B類――經濟表現不錯，可以到市場借款，不過時有時無。包括巴西、土耳其、匈牙利、哥倫比亞等20個國家。它們的經濟狀況不穩定，陰晴難料，因而對世行的倚重比較大，非常需要世行在危機和困難時給予支援；
C類――經濟表現一般，但資信還不足以到市場借款，偶爾可以去借款。包括埃及、菲律賓、加彭等17個國家。它們要麼經濟總量不足，要麼財政狀況不穩定，需要世行和多邊組織予以長期的扶持；
D類――經濟表現萎靡，在國際資本市場上沒有信用。包括印尼、波利維亞、巴基斯坦、厄瓜多、喬治亞等10個國家，這些國家要麼是資源性經濟，要麼正處在經濟轉軌期，其宏觀環境變幻不定，產業基礎曾經遭遇摧毀、經濟結構正處在調整階段，不僅需要世行的硬貸款，同時還需要政策性調整貸款。
從九十年代開始，除了兩個特殊的年份（也就是亞洲金融風暴後的1998、1999年），針對這些中等收入國家的貸款一直呈現持續下滑的局面，1995年的年度貸款額為170億美元，到了2001年只有105億美元。而這些國家普遍抱怨世行提供的服務不符合他們國家經濟成長的需求，世行對他們的辦法與對付低收入國家的一樣。
環球斡旋：重新擴大硬貸款（2）
從國家需求來講，這些中等收入國家對資金的需求明顯是旺盛的。資料顯示，這些國家每年的官方借款呈上升趨勢，90年代前半期，一年的需求量是800億美元，到1995為1500億美元，1998年陡增到1800億美元，危機過後2000年前後仍然維持在1400億美元的水平。雖然它們的情況比貧困國家好一點，但是畢竟還是發展中國家，參與世界經濟有限，有很重的扶貧任務，人民還有強烈的願望，要求提高收入，改善生活。從資金渠道來看，只有三分之一的國傢俱備到國際資本市場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