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了，“可以考慮。”
1995年9月，沃爾芬森按計劃訪華，在與###副總理和時任的財政部長劉仲黎見面時，他分別單獨地向他們兩位提出了我的任職問題，兩人都表示同意。就這樣，我由中國執董轉任世行副行長兼秘書長。
這其間還有一個小插曲，在沃爾芬森敦請我出任秘書長的時候，有人提醒說，早在1976年，當時的世行行長麥克馬納曼曾經有過一個規定，凡是執董轉任世行職員，必須“冷卻”一年。也就是任何執董在離任一年內不能到世行任職。沃爾芬森為此專門與世行的法律總顧問埃及籍的希哈塔（Ibrahim Shihata）協商，總顧問的回答是，這個人如果是章晟曼，能辦成；你可以要求一個“豁免”，因為他在執董們中的聲望很好。
沃爾芬森還不放心，又去找董事會的兩個召集人協商，一個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執董，一個是荷蘭的執董，他們都表示支援“豁免”。荷蘭的執董在離開行長辦公室後，還興高采烈地徑直跑進我的辦公室來表示祝賀。
1995年11月 1日，沃爾芬森正式向執董會宣佈新搭建的世行七人核心管理團隊，我以副行長兼秘書長的身份在列。從這一天開始我成為了世行第一個擔任此職務的東亞人，也是當時世行史上最年輕的副行長秘書長。沃爾芬森在任命通知中特別寫道：“眾所周知，章的任命與70年代初麥克納馬拉行長的一個規定有衝突，此次我與執董會進行了溝通，作為一個特例獲得豁免······”
沃爾芬森選我做他的副行長兼秘書長，並非心血來潮。他一方面是看中了我的能力和水平，考察了我在世行員工和執董中的聲譽，另一方面，中國要素也是他評估的重要因素，那時的他應該已經預感到中國將成為世行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此外，我多年的執董會經驗也是他考慮的因素之一，而我的的職責之一就是與各國執董打交道，我在這個群體中的良好聲譽，顯然這能幫他很大的忙。
進入世行：從中國執董到秘書長（3）
事後，仲黎部長帶著我進中南海，去見當時主管經濟工作的副總理###。在國務院第二會議室，朱副總理對我說，“章晟曼，你去世行任高職，是件好事，你要先站住，再站高。”
“這可是個很高的要求”，我心裡一邊暗暗在想，一邊靦腆地對總理說，“請總理放心，我想我有能力站住，我不敢保證一定能站在最高，但我一定會為我們的國家努力的。”
化解冰凍：暴雪中的務虛會（1）
一種不滿的情緒在十二層的執董辦公室裡幽靈般地蔓延，這成為我出任秘書長第一件要應付的棘手事情。
“我太熟悉董事會了，我一生與成百上千個董事會打過交道。”沃爾芬森的聲音很大，口吻中頗帶著一些不屑。
“這是當然的。不過，我不得不說，世行的董事會是非常獨特的。”我還是耐心地說出我的想法。
沃爾芬森習慣性地聳聳肩膀。
“執董會或許幫不了你辦成什麼事情，不過，執董會可以讓你什麼事情也辦不成。”
這句話可能有點打動固執的老澳洲人了，他眨巴眨巴了眼睛。
就在我們進行這段對話的同時，沃爾芬森與世行董事會的矛盾正在悄悄地擴大，出身商業銀行的沃爾芬森顯然對國際組織的職權架構缺乏清醒的瞭解，對多邊機構董事會的運作很不習慣。同時，一種不滿的情緒在十二層的執董辦公室裡幽靈般地蔓延。這成為我出任秘書長後，要應付的第一件棘手的事情。
其實，我一點沒有危言聳聽。在全世界的董事會中，世行董事會可能是最獨特的一個，它與其說是董事會，倒不如說是一個議會。在一般的公司架構中，董事會是一個決策機構，董事們往往是董事長的朋友，每兩到三個月開一次會，具體的經營性事務交由管理層完成，在很多時候，CEO還會兼任董事會主席。而在世行中，董事會的構成是184個國家，它被分成24個席位，股份最多的美、日、德、法、英、中、俄和沙特八大國，每國一個席位，其他的16個席位分給另外177個國家，它們以小組的形式分配這些席位。這個董事會是常駐的，不是開會才來的，其每個成員為執行董事。由於美國是世行的發起國和最大股東，因此根據不成文的慣例，世行行長（同時兼任董事長）歷來由美國人出任。所以，這個由一國提名的行長往往與常駐的各國執董們不熟悉，由於沒有“天生的默契”，於是，新行長與執董們的爭執與對立往往是執董會最常見的“第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