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明，他也不敢玩那麼多的小花招。但他不知道，這種小聰明愈是發達，愈是因為這種小聰明而看輕天下人，其實愈是一種愚蠢。把別人當傻瓜的人，他自己才是最大的傻瓜。薛湧就是這樣的傻瓜。事實上，他已經因為這種傻瓜吃過一些苦頭，比如，茅於軾明明一直強調窮人富人同等保護，從來就沒有說過首先保護富人的話，薛湧為了自己攻擊茅於軾的方便，非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指責茅於軾主張首先保護富人，甚至把茅於軾這個所謂的主張寫進他的文章標題。這麼拙劣的伎倆當然不可能不被揭穿，好多圍觀薛湧的人因此終於有一天哈哈大笑地離薛湧而去。以至於薛湧自己對這段歷史現在也閉口不提，只好一本正經地改而攻擊茅於軾主張保護富人，好像他指責茅於軾主張首先保護富人的事情從來就沒發生過。
只顧得上搶政治正確的高地，搶道德高地，為這樣的“大節”而不惜常常犧牲細節，尤其是犧牲致命的細節，這是薛湧成名的全部秘訣，但也會是薛湧失敗的致命因素。在真正的學者看來，求證是一切學問和思考的基礎，細節是一切大節的前提。沒有求證，沒有細節，一切無從談起。一個完全無視求證，一個任意歪曲細節的人，一個不擇手段地打倒別人抬高自己的人，這樣的人號稱自由派，才真是對自由派的侮辱。這樣的人號稱學者，更是對所有真正學者的侮辱，對學術界的侮辱。這樣的人進入不了美國主流社會，只能一直靠國內媒體的同情度日，也就毫不奇怪了。這樣的人不只需要上*自由的課，更需要上怎樣做人的啟蒙課。
告笑蜀：請學習*自由的基礎課
我批評笑蜀，沒有聽見笑蜀的回應。不過，這次批評吳敬璉所謂“極少數人挑撥煽動”，笑蜀終於出來說話了。他貼出別人的帖子，題目叫《吳敬璉批左棍，痛在薛湧心上》，然後自己發表這樣一番言論：
吳敬璉的文章說的很清楚，他的對手僅僅是那批1980年代以來一直反對市場經濟體制的老左棍，譬如XX之流。這不過是吳敬璉跟那幫老左棍1980年代以來鬥爭的延續。跟薛湧半點關係沒有。而那幫老左棍挑撥煽動策劃於密室難道不是眾所周知的本能嗎？吳敬璉這點上哪又冤枉了那幫老左棍呢？
就這薛湧也能扯到自己身上去，把自己做成這個事件的主角。也真能炒作自己啊。
妄想症發展到了這種地步，不擇手段到了這種地步。真瘋了。
換了別人，我也許就不說什麼了。但笑蜀屬於在《南方週末》這樣的大報主持言論的人物，不免要對他有點告誡。
第一，在一個*自由的國家，即使殺人犯要被判罪，也要經過正當的法律程式審判。薩達姆虐囚是犯罪，但美國倒薩時也虐囚，同樣是犯罪。這裡的區別是，薩達姆不認為自己是犯罪，美國人則認為自己是犯罪，而且把一些參與者判了刑。“極少數人挑撥煽動”等等*式語言，左棍們喜歡用，而且理直氣壯。但如果一個主張自由市場經濟的人也用，這就如同美國人虐囚成了醜聞。你如果覺得你可以用*式的語言來反左，那隻能證明你骨子裡還是左。我們應該清理門戶，把你踢出自由派陣營，這就像美國人要把虐囚者判刑一樣。
第二，“煽動”作為一種罪名，是在言論不自由的地方被髮明出來的。如果左棍一“煽動”，老百姓就跟著人家走，那就說明左棍說的有幾分道理。你不能不讓老百姓跟人家走。不久前有人在我帖子下留言，說如今誰想有“人氣”，只要擺出一副左的架式就行。如果真是這樣，自由派難道不該反省嗎？要知道，在八十年代，誰想搞臭自己，才必須擺出左的姿態。當時反精神汙染，我的朋友們關起門來痛心疾首：怎麼不批我呀！我才最反動呢。那時一批誰誰就紅。如今，自由派怎麼走到這步田地？還不是你們骨子裡是左棍？今天說正確的觀點不用投票，公共政策也不準進行公共辯論，明天又說“少數人煽動”。要知道，在*國家，哪個候選人能“煽動”大家聽他的，他就當選了。“煽動”作為罪名，建立在一個基本的預設上：那就是老百姓是“不明真相的群眾”，不懂得什麼是自己的利益，容易跟著壞人走。或者說老百姓應該擁有為幾個精英所首肯的思想。可惜，在*社會，老百姓不是“群眾”，而是一人一票的個人。“煽動”也屬於正常的遊戲。“炒作”就更正當了。我的文章被你們《南都》的同事*，基本預設其實就是這樣：老百姓太“仇富”了，他們根本不應該有這樣的思想，我們的報紙也不應該登這樣的言論，應該登的是“保護富人”的言論。看看，沒有經過選舉，沒有經過公共辯論，幾個編輯就可以定下來老百姓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