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及時預防和破案，黨內和社會上認為這是負責社會治安和政戰的王升失職。在王升訪美之際，蔣經國信任的黨內###黃少谷和高階將領馬紀壯向蔣直言面諫，要求迅速切除王升這一毒瘤。5月1日，蔣經國下令撤銷“劉少康辦公室”。5月9日，蔣經國突然下令免去王升的“國防部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職務，調任“國防部聯訓部主任”。9月，一直不服氣的王升，被外放巴拉圭出任“大使”，自此王升被排除出權力中心，王升的助手和“政工系”的骨幹也大都被調離各關鍵崗位。
王升垮臺後，國民黨的權力結構出現重大變化。1984年2月14日，蔣經國主持召開了十二屆二中全會，會議的主要目的就是權力峰層重新洗牌，改選中常委和決定新增8名中常委人選，決定改組“行政院”。從國民黨歷史看，此次全會和“行政院”改組佔有特殊的地位。
首先，清除王升勢力，改組軍警系統。其次，“二中全會”閉幕9天，一直被認為“接班有望”的已任近6年“行政院長”的孫運璇突患腦溢血退出政壇。其三，當時國民黨開明派的代表、曾因為“中壢事件”辭職的原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主委李煥，出人意料地出任“###長”，意味著蔣經國已有在最後歲月中推動改革的打算。其四，會議同意蔣經國提名李登輝為“副總統”候選人。
王升調離“總政治作戰部”、國民黨十二屆二中全會召開、“行政院”改組，人們以為島內政局應該朝著緩和的方向發展，事實卻不然。“警備總司令部”和“新聞檢查部門”並沒有放鬆對黨外運動和社會上要求民主的呼聲的壓制。從“十二屆二中全會”結束到1985年中期，黨外周清玉主辦的《關懷》；許榮淑主辦的《生根》、《深耕》；蘇秋鎮主辦的《代議士》；黃天福主辦的《鐘鼓樓》、《蓬萊島》；康寧祥主辦的《八十年代》以及《前進世界》、《自由時代》、《民主時代》、《臺灣廣場》、《新潮流》、《先鋒時代》、《政治家》等黨外刊物，每月總有幾家被勒令改版重印或被查封當期，有的刊物僅辦幾期即被勒令停刊，這與陳文成的慘死聯絡起來，人們看到了當局的政治高壓，軍特系統成為人人談虎色變的黑煞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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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經國啟動“憲政改革”（2）
這一時期對黨外###和國民黨內開明派來說，還有一個更大的陰影，那就是蔣經國的“傳子”意圖。當時，島內外有關蔣經國要把蔣孝武定為接班人的說法甚囂塵上。這一“傳子說”，對保守派來說無疑是一大政治強心劑。他們清楚，如果蔣經國真要傳子，則惟有依仗軍特系統的支援才能成功；蔣孝武如果上臺，只有繼續實行專制統治才能坐穩寶座，保守派對此求之不得。
正是在這一島內政治高壓氣氛下，發生了一件震驚島內外的重大事件。1984年10月15日，《蔣經國傳》作者江南（劉宜良）先生在美國舊金山戴利市家中的車庫，被從角落中射出來的三顆子彈奪去了生命。美國警方迅速破案，查明殺害江南先生的刺客正是“竹聯幫”幫主陳啟禮和“竹聯幫”“總護法”吳敦、“忠堂”堂主董桂森。同時查明，3人是按照臺灣當局“特工”部門的指示行事。1985年1月10日，蔣經國召開緊急會議商討此事，下令迅速查處。4月19日，“國防部高等審判庭”審判結束，以“假借職務上的機會，共同殺人”罪判處“情報局長”汪希苓無期徒刑，剝奪公權終身；“副局長”胡儀敏、“第三處處長”陳虎門被判有期徒刑2年零6個月。5月10日臺北地方法院判處陳啟禮等兇手無期徒刑。
“江南案”結束，6名要犯已被判重刑，似乎已對為江南先生申冤的人有所交代，對死者已有安慰，但是此案留下一個最大的疑點，即蔣孝武有沒有涉案？要不要負責？這一真相一直沒有人談及，但是當年年底，蔣經國就公開宣佈：蔣家人不能也不會競選下屆“總統”。1986年3月，蔣孝武又被派到新加坡出任商務代表團副團長，至此，他接班一事全部告吹。蔣孝武如此迅速退出政壇，從中可以看出蔣經國對他的不滿，也可以看出他在江南案件中所起的作用。
黨外勢力的政治反對運動是在面臨空前的政治高壓下進入80年代的。“高雄事件”的陰影籠罩著全島，黨外採用“擦邊”、“撞線”等“政治邊緣”戰術，以小犯規累積政治資本，以時間換取成功，不斷迫使國民黨作出讓步，不斷迫使國民黨堅守“戒嚴”的地盤越來越小。
“高雄事件”後，黨外製造一系列事端挑戰國民黨。如在80年代前期多次選舉中組織的“受難者家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