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了6年書），儘管他領導的雜誌曾被攻擊為“充滿著不容質疑的先知氣息”，“有著討厭的牛津腔調”。而直到這個極度推崇個人主義的年代，《經濟學人》還頑固地堅持著集體匿名制（除了調查），而總編輯具有不可質疑的最終決定權。因為他們相信“說些什麼比誰說的”更重要。同時，從外觀的任何細節來看，它都是一種叫做“雜誌”的出版物。但它頑固地堅持，就和160年前一樣，《經濟學人》仍是一份報紙。直到2001年7月，它還在一直聲稱使用全綵色的印刷“將分散讀者對於文字與思想的注意力”。 比爾·艾默特是這份創刊於1843年的報紙的第15任主編。他說：“其實，我們一點也不傲慢。”比爾·艾默特說在過去20年中，《經濟學人》最大的變化是更多元化、國際化。他喜歡舉例說，他們僱用了更多的非白人、女性，而非傳統意義上的牛津、劍橋的畢業生。他也喜歡強調，在《經濟學人》內沒有等級制度，它是一個極度平面化的組織，每個人都擁有平等的發言權。但在世界範圍的精英讀者中，《經濟學人》享受著幾近無可匹敵的榮譽（當然也常常遭受病詬）。它或許是全世界最受尊敬的出版物，因為它似乎從來沒有學會記者式的報道方式，它不記錄“他們如何說”，而是直接明瞭地表明“我們這樣認為，因為……”。它的編輯是新聞界的異類。執行編輯安東尼·格列布剛剛出版了《西方哲學史》，這是羅素以來第一部類似作品。而當比爾·艾默特在1993年獲得總編輯這一職位時，他的前任Rupert Pennant…Rea則離職就任英格蘭銀行的副行長。就像艾默特9年前所說的，“這的確是個了不起的現象，一名記者獲取了這一委任”。 艾默特沒有正面回答他的高階編輯們是否必須是“文藝復興式人物”的設問，他說自己比較懂政治學與經濟學。成為總編輯後，他又開始瞭解金融學以及不斷進展的生物技術和環境問題。就像艾默特在過去的9年中不斷強調的，《經濟學人》絕非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只是單純的商業與經濟報道媒體。事實上，它致力於將商業、經濟、政治、國際事務、文化、技術等所有的一切結合在一起。因為在這個相互依存的世界裡，它們彼此都充滿關係與聯結。而這些看似截然不同的專業領域，也並非如外界所認為的那樣難以理解。艾默特珍視《經濟學人》歷史上最偉大的總編輯沃爾特·白芝浩的遺產：“所有的主題，都可以用清晰簡潔的英語表述出來。”白芝浩或許是《經濟學人》的編輯們永遠試圖接近但無法超越的楷模。作為創始人詹姆斯·威爾遜的女婿，他在1861年成為了這份為倡導自由貿易而創立的小報紙的總編輯。他身份的多元性深刻地影響了這份報紙的形態。這個35歲的老青年是銀行家、編輯、隨筆作家、記者和失敗的政治家。他寫作的題材涉及經濟學、教育、歷史、法律、文學、政治、宗教與社會心理學。他毫無疑問地躋身於19世紀約翰·斯圖亞特·密爾、馬修·阿諾德這樣最偉大的英國知識分子的行列。他稱這種龐雜而多元化的寫作是在“與自己的頭腦遊戲”。 “我們不是一份意見報紙”，艾默特否認了我的判斷。他說《經濟學人》追求“分析性與辯論性”。他尊重美國新聞業對於資訊與一手資料的重視，但他不希望他的記者們不斷用“誰誰說”來打斷他們自己對於事物的探討與看法。因為只有這種意見是建立在嚴密的邏輯分析與事實基礎之上的。他們像支援自由貿易一樣支援自由思考。艾默特像19世紀的威爾遜、白芝浩一樣，仍是啟蒙運動的信仰者。他相信人們可以透過理性尋找到更好的方案以解決眼前的困擾。“儘管進步並非不可避免，但它的確有可能不斷前行”，所以艾默特反對極端環境主義者的悲觀論調，更反對這種封閉性的思維方式。儘管未來並不確定，《經濟學人》卻試圖透過更廣泛、更深入的分析來探索可能的方向—“我們不是報道什麼，而是告訴人們怎麼去做”。這是比爾·艾默特從少年時代就夢寐以求的工作，他渴望分析、研究、探索，他只想在學者與記者這兩種職業間作出選擇。在1998年的一次公開演講中，他充滿自嘲地回憶起1980年進入《經濟學人》的經歷。22歲的年輕人申請了所有可能的記者職位，但幾乎全部被駁回。“《經濟學人》是對我態度最好的一家，（在經過一輪的寫作測驗與面試後）他們會說：‘真的很抱歉，我們現在沒有空缺的職位。先去做些別的事吧。’”44歲的艾默特如今回憶說。但在牛津大學作過18個月的博士後研究，並準備前往巴黎完成論文時，他突然接到《經濟學人》的電話，因為“他們需要一個價格低廉的實習記者前往布魯塞爾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