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停留在十七世紀社會結構的中國軍方領袖，能夠堅持如此不屈的抗戰精神，因此實在值得美國助中國一臂之力。
雖然羅斯福的個人才略突出，卻不能掩飾美國人缺乏歷史深度的重大缺點，就是在短短一百五十年的美國曆史中，從來沒有出現歷史性大奸大惡的冷血梟雄。斯大林的深沉兇殘，必須從俄羅斯長久以來一直被歐洲主流歷史所排擠，近千年處在被亞洲攻擊能力最強的遊牧民族的屠殺、恐懼之情結下，加上完全無情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意識形態，三重深沉歷史所鑄造而成的梟雄性格來理解，因此羅斯福一番以誠心待人的善意，完全的就被斯大林控，也被丘吉爾所利用與迷惑了。
開羅會議與德黑蘭會議其實是一會兩開，形成了一個影響世界歷史方向的政治戰場，結果是中國實力與謀略不足，因此先勝後敗，美國的實力無人能及，但是謀略缺乏歷史深度，先後被英蘇所蒙敝與利用，英國謀略深沉，但是實力不足，只能借力使力，蘇聯的實力與謀略都是有備而來，成為歷史短期的最大贏家。
就開羅會議這種歷史性的會議而言，國民政府的準備與策略，可以說是都犯了錯誤，中國不但是犯了陣前易將的兵家大忌，同時還允許反中國戰區最力的史迪威出席會議。
一九四三年十月，蔣介石因為史迪威介入與操縱中國的權力鬥爭，最後導至宋子文等政學系軍政要員遭到整肅，原本中國與美國進行的各種重大外交與軍政交涉，都是由宋子文全權負責。宋子文與包括羅斯福在內的美國戰略決策階層，有著很深與很頻繁的接觸與關係，他多次為中國戰區的利益，與美軍決策首長進行辯論與交涉，他非常瞭解英美戰略決策人事與背景，原本應是最佳出席開羅會議的最佳人選之一，但是此時卻為史迪威所鬥爭遭到政治軟禁，所以改由宋美齡陪同蔣介石出席這次事關中國歷史命運的會議。而更為致命的是，是由史迪威代表中國戰區出席這個歷史性的軍事會議，中國的命運就註定要被強權踐踏出賣了。
當然若以中外的婦女界而言，在那個時代，宋美齡的確是罕見傑出的政治人物，但是若是與宋子文的能力與對外關係相比，仍然是差了一大截，何況她並非政府的裡決策階層，出席這場會議，實在有些名不正、言不順，只給西方國家增加了封建的「家族政治」的印象。宋美齡要想在政治與軍事專業上，與丘吉爾、馬歇爾、蒙巴頓等人較量，當然更是屈居下風了。就開羅會議這種歷史性的會議而言，國民政府的準備與策略，可以說是都犯了錯誤，在代表團的陣容而言，中國不但是犯了陣前易將的兵家大忌，同時還允許反中國戰區最力的史迪威出席會議。這樣的中國代表團既缺乏可以獨當一面的外交與戰略大將，又有嚴重的內鬼通外神的隱憂，一旦蔣介石有所疏忽，那麼中國的利益就被盟國所算計了＇5＇。
何況蔣介石於會前，在其《中國之命運》一書中，相當明白的批判國際強權對於中國的欺凌，同時表達了他希望中國復興的強烈民族主義觀點，蔣介石的這本書也許對中國的內政沒有產生巨大的影響，卻遭到英美蘇各國政治與戰略專家的強烈警覺，更為加深這些西方強權中的政客，要給中國一些暗算的共同心理準備。因為他們認為，假如讓蔣介石領導中國完成抗戰，與復興中國的歷史大業之後，那麼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帝國主義利益，就要遭到中國的挑戰了，蔣介石沒有想到，在所謂四強領袖的歷史會議之中，會爆發如此可怕的傾軋與出賣的危機。
33。4 中國為戰後亞洲奠定發展方向
開羅會議在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登場，羅斯福與蔣介石在大體上頗能互相尊重，蔣介石則是過於信賴羅斯福，而低估了丘吉爾。羅斯福對於蔣介石意見的尊重，引爆了丘吉爾「誘敵深入」的大反擊佈署。事實上，丘吉爾原先希望英美領袖能夠先行在馬爾他會面，集中力量討論，全面反攻歐陸的策略，因為丘吉爾認為，亞洲問題根本就是分別由英美兩國領袖，各自私下決定就可以了，但是羅斯福認為，亞洲的問題，應該尊重中國的意見。所以丘吉爾對於羅斯福如此「遷就」蔣介石，未來必然會影響到英國對於亞洲的控制，當然心生不滿，丘吉爾決心非除掉蔣介石不可，蔣介石可是從來沒有遇過這樣世界級的政治鬥爭，丘吉爾是先佯退然後再突擊，於是蔣介石就掉入政治會戰的包圍之中了。
在開羅會議中，蔣介石、羅斯福、丘吉爾先分別會晤，就各種的戰略方案，以及戰後的世界與亞洲的安排，進行意見交換。蔣、羅之間的會談，大體上都順利與和諧，中美對於十大問題，都有不少的共識：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