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真正的勞工人口，只有一千多萬。當時中國工業結構的主體，主要是勞力密集的輕工業，就連多數的民生工業產品，都要依賴進口，連自給自足的條件都不存在，至於與國防有關的重工業，更是隻有零星的發展而已。因為要發展現代化的工商業，主要條件是需要安定與統一的政治環境、幣值穩定的貨幣、受過基本教育的勞工，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系統。這在當時的中國，不是剛剛開始具備條件，就是還在形成條件之中。缺乏工業化的生產力，中國就無法在與日本的正面作戰中，取得戰爭與後勤的供應。
國民政府在一九三年代，大力的推展交通建設，隨著國民政府的軍政力量，開始進入西南地區之後，中國主要的交通幹線以及通訊裝置，才開始有了初步的發展，國際列強也才開始願意在中國進行大量的投資。中國直到一九三七年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後，才終於達成粗略的交通幹道，勉強地完成連線中國主要的戰略要地。國民政府基於未來戰略設計的需要，因此將交通建設的重點，放在拓展西南與西北的交通路線，以及連結華南與華東的鐵路運輸，並且打通中國與蘇聯以及緬甸的陸路交通，成為抗日戰爭中，最為重要的對外聯絡生命線。
總之，中國從一九三六年以後，才由國民政府解決了多年內戰的問題，中國有了較為穩定的中央政府之後，理財練兵與教育建設，才有全面的規劃及復興的活力，這樣的國民政府才有了一箇中央政府的架構，中國各地也才逐漸地在實質上與精神上，形成一個國家整體的連繫與運作。中國這時才能勉強拼湊出與日本進行民族戰爭的架式。但是中國這個統一與現代化的發展，實際只推展了二年左右，中日關係就走到了最後關頭。
七七事變的爆發，使得中國根本在還沒有完成準備的狀況下，被迫與日本進行歷史決戰。假如再給中國五到八年的時間發展，讓中國的農業能夠改造，工業能夠建立基礎，社會能夠產生更大的國家共識，現代化的軍隊能夠整編完成，那麼中日戰爭應該就會出現極大不同的發展。當然日本更為了解這一點，因此先發制人，提早引爆中、日全面戰爭，以摧毀中國剛剛開始的凝聚力，也就成為日本在戰略上的政策了。
對於國民政府的軍政領導人而言，抗日戰爭是一件相當逼不得已的選擇，由於在滿清時代，一些日本軍政人員，都曾經支援國民黨（當時的同盟會）進行推翻滿清的革命活動，而包括孫中山、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重要領導人，都與日本有著相當深切的關係，因此他們極力希望日本能夠在中國的復興與發展上，給與助力而非阻力。他們也希望能夠給與日本和中國合作的特權，以東方民族的團結，共同對抗西方帝國主義的壓迫。無奈日本乘人之危的野心太大，竟然扮演比西方帝國主義還要兇殘的角色，決心滅亡中國，因此多數的國民黨領導人，除了抗日之外，也就別無選擇了。
14。5 引進德國的軍事編組制度
革命軍在一九二八年北伐克濟南時，日本立刻出兵山東，在濟南企圖製造中日戰爭的衝突並殘殺中國軍民。蔣介石為了中國統一的大業而忍辱退讓，但這個極大地羞辱卻更促使蔣介石決心統一國家，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中國如何建立一個可御外辱的現代化軍事力量，就成為他念茲在茲的目標。蔣介石知道，假如日本繼續的侵略中國，那麼第二次中日戰爭的爆發，絕對無法避免，而中國要想在戰場上與日軍進行決戰，那麼自己那一套從日本學來的軍事本領，當然不夠用，因此決定採取學習當時全世界都推崇的德國軍事路線，希望藉著取法威震全球之普魯士軍隊的組織與運作，來建設一支能夠抵禦外辱的部隊。當時德國正處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軍人被限制運作的時代，因此許多有志難伸的德軍將才，願意以顧問方式來華應聘，為國民政府籌劃建立現代化的國防。
雖然早在一九二八年，蔣介石就聘請德國的軍事人才，組成軍事顧問團，以供軍事上的諮商，但是由於當時應聘的德國軍方人員位階較低，蔣介石所需的也只是一些武器與戰術上的諮詢而已，因此並未進行整體國防的規劃。一九三一年以後，日本悍然發動九一八與一二八事變，對於中國的侵略已經是明目張膽地在進行，加上中央軍幾次與中共的紅軍作戰，進展都並不順利，因此蔣介石決定提高德國軍事顧問團的階級。而在一九三三年德國的名將、前國防部長史特列特將軍（General Hans von Seeckt），出任顧問團團長之後，德國軍事顧問團，才為蔣介石進行中國全面國防的規劃，雖然史特列特在一年後因健康問題回國，顧問之職由其副手福爾肯豪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