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雙方派員組織一個代表團，直接到東北監督停火，然後商議撤軍的問題，這個方案已經被日本外相幣原重喜郎所接受＇1＇。
但是這時候中國國內的民意已經陷入激動與失控的狀態，國人一致認為日本若是不先無條件撤兵，中國根本沒有與日本進行交涉的必要，激動的學生衝進外交部毆打外加部長王正廷；輿論對於政府的不抵抗與對日本的交涉，都當成漢奸般的嚴厲批判，造成整個南京國民政府幾乎為之癱瘓。“不撤軍、不交涉”便成為民意強迫政府所接受的政策方針，造成當時政府中沒有人敢再談與日本交涉的事，訴之國聯變成當時國民政府唯一能做的選擇。
但是當時的國聯，雖然在表面上是一個超國家的維護和平國際組織，但是實際上確在幾個國際強權的操控下，只能做些不切實際的表面文章，九月二十一日，中國駐國聯的代表施肇基提出中國的緊急控訴，二十二日國聯就做出要求中日雙方停戰撤兵的決議＇2＇，但是日本政府當時根本弄不清楚狀況，更控制不了關東軍的行動，反正日本政府發表了所謂“不擴大”宣告來敷衍國聯，因此這個決議根本發生不了任何的影響力。
在日本不但不能控制關東軍停戰撤兵，反而坐視關東軍擴大侵略的狀況下，國聯在中國的要求下，於九月三十日再度作出決議，要求日本撤兵，但是在日本的要求下，加入了“中國需要能夠確保日本僑民安全與南滿鐵路運”的前題，這樣日本政府就可以辨稱，中國無力保護日本在中國東北僑民與鐵路的安全，所以日本不但不能撤兵，還要繼續增兵以護僑與護路。最後國聯看到日本實在是胡作非為、公然破壞和平進行侵略，才在十月十四日三度決議，要求日本撤兵，這時候日本政府只有設法作出緩兵之計，由日本外相幣原在十月十九日提出中日直接交涉的五原則，以解決中國東北的問題。
幣原的五原則是：一、中日雙方互不侵犯。二、相互尊重對方領土主權完整。三、中國禁止排斥日貨。四、中國負責保障日本在華僑民安全。五、中國承認與日本之間的一切條約、義務。表面上看起來這五原則還算合理，但是玄機就在於第五條，日本要想國民政府承認已經被宣告無效之“二十一條”的效益，這是中國政府根本不可能接受的條件。
這時候，國民政府已經陷入重組的過渡狀態，沒有人能夠當家主事，所有的軍政負責人，光是要應付十月二十七日，國民黨四全大會的召開，有關寧、滬、粵各派的內部紛爭，就已經分身乏術，加上輿論的強烈批評，根本沒有人敢去負責與日本政府進行交涉。十一月起，激動與絕望的學生不但進行罷課，而且到處衝擊國民政府的機關，強佔列車開向南京，向政府請願，要求“與日本宣戰”，蔣介石與國民政府高階首長出面對學生解釋政府的立場，只得到更為強烈的嘲弄，十二月十五日，全國學生的請願代表，極度不滿黨政首長的解釋，甚至在南京中央黨部，圍毆行政院副院長陳銘樞與教育部長蔡元培。
6。3 政府改組危機擴大
在民意的強大壓力之下，廣州的國民政府終於願意與南京的國民政府進行團結御辱的會談，加上汪精衛的擴大會議派人馬，三各派系在上海，各自分別舉行國民黨四全代表大會，各自選出自己的人馬，所有叛黨與割據的份子，又通通和稀泥的成為拼湊的“團結”政府，廣州放棄國民政府的名號，卻在“西南政務委員會”的旗號下，繼續保持獨立狀態。而在胡漢民的強烈堅持蔣介石必須下臺的要求下，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五日，蔣決定辭去本兼各職，而由廣州的國民政府入主南京，負起對日交涉的重責大任。
這時候，日本的若規禮次郎內閣，也因為無法處理九一八事變的內外危機而下臺，而由犬養毅首相接任。犬養是孫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對於中國的革命以及孫中山的理想，都相當的同情，與廣州國民政府的一些重要領導人，更是有著私人的情誼。因此國民政府在孫科主政，以及陳友仁出任外交部長的情況下，中日雙方進行了私下的“直接交涉”。
當時陳友仁還非常樂觀地認為，犬養將會盡力化解日本內部爭議，最後還是會以外交協議的方式歸還中國東北。但就事實的發展而言，這時候日本朝野都已經改變原先的觀點，開始支援“勝利者”關東軍的奪取中國東北行動了（要記得日本是一個崇拜唯力的民族，誰的力大誰就有理。）因此在十二月十七日，日本的國會正式透過嘉勉關東軍的決議，當天日皇也正式核准關東軍在中國東北的“綏靖行動”。因此就算是犬養毅真的有心想要約束軍方，這時候已經是心餘力拙了。而日本的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