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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九一八事變之前的中國局勢，剛剛結束民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內戰之後，張學良的“奉系”一夜之間成為中國內部，僅次於寧系（蔣介石）的軍政勢力，於是造成粵系極大的不滿與反彈。因此在一九三一年，國民黨高層派系，為了是否應該制定約法、實施訓政的問題，再度爆發水火不容的政爭。這次政爭激烈的程度也是前所未見的，蔣介石竟然採取軟禁黨國元老胡漢民的強硬手段，因而激起國民黨中的粵、桂系統，正式的叛離南京國民政府，而在廣州成立另一個國民政府，並且開除南京國民政府所有領導人的黨籍。他們特別憤恨張學良的迅速興起，因此廣州的國民政府，進一步的準備聯絡其它割據的軍政勢力，再度發動討伐南京國民政府的內戰。當時廣州國民政府的外交部長陳友仁，竟然到日本進行活動，要求日本政府以軍力，支援廣州政府討伐南京國民政府。這種做法，雖然當時沒有被日本政府接，但是給與日本政府相當大的鼓舞，認為中國事實上已經陷在分裂與亡國的邊緣了。
在面臨這種內戰不息，與內鬥不斷的情形下，南京的國民政府可以說是分身乏術，只能疲於應付各方的挑戰，而就在此時，九一八事變爆發。實際上只是地方型政權的南京國民政府，根本沒有能力單獨面對國際強權的侵略。在這種的危機之下，經過緊急的商討對策，南京政府只有決定不對日宣戰，而採取一面進行對日的交涉，一面訴之國聯，要求國聯能主持國際正義。同時在強大的民意壓力之下，南京國民政府也立刻釋放胡漢民，並且要求廣州國民政府與南京會商團結之道，以組成新的政府來共赴國難。
國民政府決定不對日宣戰，原因很簡單，因為當時中國，無論就軍力與總體國力而言，中國根本就不是日本的對手。別說正規的戰場作戰是必敗無疑，就是長期的游擊戰也沒有準備好，所以中國一旦正式的對日宣戰，結果必然是戰敗亡國。何況當時的日本政府也和關東軍存有立場的分歧，日本政府希望能夠以外交方式與中國政府洽商解決之道，然後可以壓制關東軍的行動。因此中國與日本原是準備進行交涉，以化解九一八事變的危機。
但是無論在中國或是日本，都有不少軍政領袖，認為九一八事變只是關東軍的強出頭的爭功表現，而不是政府主導的侵略政策，因此只要中國能夠在交涉的過程中，多讓些利益給日本人，日本政府最終會壓制關東軍，不至於就此直接佔領中國東北。
但是這種想法，很快地就被強大的政治壓力所否決了。國內民意強烈的激盪，認為中國絕對不能對日本的侵略，作出任何的妥協與讓步，因此”不撤兵、不交涉“成為中國輿論與政界的主流意見，迫使國民政府不敢進行中日之間的直接交涉。而日本方面，關東軍行動的空前勝利，已逐漸贏得軍部、民意甚至日皇的支援，所以日政府也無法與中國進行外交談判，而放棄已經佔領中國東北的利益。
當時的東北軍之所以採取不抵抗策略，除了是服從南京國民政府的整體國策指示之外，也有著實質生死利害的考慮，因為東北軍主力在華北，負責處理中原大戰之後的善後工作，當時口服心不服的晉軍閻錫山部、山東的韓復渠部都與日本有聯絡，而剩下的西北軍又與東北軍有過慘烈戰鬥的私仇，因此張學良就算想要緊急調兵出關應戰，在中央方面是兵餉都無法支援，同時誰也不敢保證，其它在華北不同派系的部隊，會不會乘人之危的攻擊東北的後路，這就是張學良不能不顧忌的地方。
張學良原先也一樣認為，當時日本最終的目的，只是要擴大日本在東北的利益，關東軍的軍事行動，已經超過日本政府與軍部的指令，何況日本無論如何都要考慮蘇聯的立場。所以只要部在東北與關東軍正式開戰，關東軍就沒有作戰的藉口，然後經由與日本政府交涉，達成利益的讓步，最後關東軍還是會退兵的。張學良清楚地知道，目前自己既失東北的根據地，前途已經危機四伏了，假如再把手上的一些部隊拼光，那麼自己以及東北軍系，將會死無葬身之地了。
6。2 外交無法挽回東北失地
因此在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在軍事上是確立不宣戰的方針（其實也無兵可戰），在外交上立刻兵分二路出擊，財政部長宋子文與日本駐華公使重光葵進行接觸，同時中國駐國聯代表施肇基，向國聯提出中國的緊急控訴。宋子文與重光葵經過密集談判之後，已瞭解日本政府也不贊成關東軍的行動，因此決定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