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尋求外交解決。而最糟的狀況是最後一切的作戰都失敗了，但是有計劃與有準備的反抗，會給日本帶來相當嚴重的元氣消耗，也給中國帶來更多的民族主義精神振奮，以及更多的團結與抵抗時間的準備。
雖然，以中國當時的國力與局勢而言，中國當然不能在九一八事變時，因為維護東北的領土與主權，就與日本進行全面的戰爭，但有規劃的區域性抵抗，則是必須與應有的做為，由於蔣介石與張學良，都沒有意識到這個危機的整體性，因此採取了過度“不抵抗主義”的不當對策，而讓日本關東軍以最低的代價攻佔中國東北，刺激了日本軍國主義的兇焰，最後造成中日兩國以及後來全球的軍事危機，實在是非常令人感到遺憾的。
當然這種歷史的後見之明，對於當時的蔣介石與張學良（包括當時的黨國元老以及各個派系與地方領袖在內）而言，或許都是有些強人所難了。因為當時領導國民政府的蔣介石，事實上只是一箇中國東南地區的領袖而已，國民政府又經常處在戰亂不息與自顧不暇的困境之中，他很難能夠深入思考東北的戰略佈局。而張學良則只是軍閥子弟出身，年紀又輕，當時他能夠為了國家統一以及政府改革的緣故，帶兵進入華北，就已經是非常可佩服的了，要想讓張學良負起對抗世界一級強權軍力的責任，幾乎是太重的責任。當然假如張學良沒有率兵入關，協助國民政府完成統一中國，也許他就不得不直接面對東北局勢，而有較佳的反制佈局了。
9。5 外交交涉需要有抵抗實力為後盾
另外一個歷史的疑問是，假如當時的國民政府，不顧民意的反日情緒壓力，堅持直接與日本政府交涉，是否也能挽回東北的淪陷？當事變爆發之時的日本政府，的確是“不同意”關東軍無理的佔領中國東北，日本的軍部也想約束關東軍犯上的軍事行動，也許國民政府直接與日本政府交涉，在東北的一些利益上，對日本讓步，似乎是可以增加日本政府牽制關東軍行動的籌碼，使得中國東北不至於淪陷。
這在蔣介石後來的重要文獻《敵乎？友乎？》當中，於某種程度上承認了過失，認為當時的國民政府，應該抗拒民氣反彈的壓力，勇於承擔決策責任，而與日本政府進行直接交涉，讓日本政府的溫和派有力量壓抑關東軍，或許能夠挽回東北之失地。由於當時國民政府的外交行動完全是訴之國聯，使得當時的日本外相幣原與後來的首相犬養毅，無法以外交來解決九一八事變的歷史危機。
但是就事實的發展而言，恐怕中日雙方直接的交涉策略，其成功的機率仍然等於零，一方面是南京的國民政府根本無法抵擋國內激動民意的壓力，以及各種不同政治與軍事集團的挑戰，這些政治壓力的主張是，日本不撤軍，國民政府就不能與日本進行交涉（事實上後來的粵派國民政府，是企圖與日本政府進行直接交涉，但是還是失敗）。
同時，日本政府也無法與國民政府達成任何協議，而壓迫關東軍退出所佔領的土地，根本的原因是，關東軍在獲得大勝之後，日皇、軍部與民意，都已經轉向支援獲得大勝的關東軍，造成日本政府的運作危機。老實說，當時日本政府比南京國民政府還要岌岌可危。除非是關東軍在東北遭到軍事佔領的嚴重困難（有如一二八事變的日軍久戰無功），或是關東軍遭到重大的傷亡損失，造成日本民意的逆轉，日本政府還可能有機會出面與國民政府達成協議，而這個可能性的前題是，國民政府與東北軍，都有抵抗的準備與反擊，以及蘇聯擺出強硬的軍事姿態，才能奏效。而只是單純的外交直接交涉，是不可能改變關東軍侵略中國東北的事實。
九一八事變的爆發，以及後續的處理方式，都超過當時日本與中國政府的預估與控制，日本政府無法控制軍部，軍部無法控制關東軍，關東軍無法控制少壯派軍官。中國政府與東北軍，則是混淆了不抵抗政策的範圍，在不抵抗、就地抵抗與全面戰爭之間，無法妥當的拿捏，因此當關東軍發起軍事行動時，沒有完整的軍事反擊與外交準備。這對於當時處在疲於奔命的蔣介石，以及年少得志、卻重則難當的張學良而言，也許都超過他們當時的能力所及（我們可以充分了解這一點）。但是假如歷史是一面鏡子的話，我們是在此強調，其實當弱國面對強權侵略的時候，並非完全不能採取有利於國家的積極對策。
9。6 東北義勇軍吹響了民族復興的號角
馬占山率領的東北義勇軍，不僅於江橋力挫偽軍與關東軍的兵鋒，其自發性的抗敵英勇行動，更是打響了中國民族主義復興的發展心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