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的關鍵所在，是日本內部結構所面臨的歷史性危機，日本上下都陷入歧路彷徨的失控局面邊緣，最後竟然因為九一八事變，而走上任由少壯派軍官決定日本命運的危機深淵（當時連日本政府與軍部，甚至日皇在內，也都沒有料到這點）。蔣介石與張學良都認為，當時的日本政府還不至於完全的被關東軍“綁架”。關東軍雖然是有意在東北製造事端，但是若是沒有奉到日本政府的命令，應該不至於公然的侵略中國東北，所以嚴令東北軍採取不抵抗政策，以避免給日軍得到擴大沖突的藉口。
9。3 不抵抗主義擴大了歷史悲劇
但是事實的發展是，日本政府與軍部竟根本約束不了關東軍的行為，中國所採取的不抵抗主義，不但無法避免戰禍，反而引爆了日本軍國主義更為強烈的侵略兇性＇1＇，同時中國“和平”的表現，也沒有辦法爭取到國際社會的同情與支援。歷史是一向如此的無情，國際社會雖然會“同情”弱國，但是不願“支援”無抵抗能力的弱國。
其實，蔣介石要求張學良所採取的“不抵抗主義”，其原先真正的用意，應該只是約束東北軍，在面對關東軍的挑釁時，是儘量的採取迴避的態度，以避免給關東軍找到擴大事端的藉口。但是國民政府沒有想到的是，由於這個名詞不當的演繹與影響，而造成國民政府與東北軍，完全沒有進行守土有責的軍事準備。而關東軍在九一八事變的行動，根本不是軍事挑釁，而是軍事侵略與佔領，在這種情形下，若還是繼續的採取不抵抗主義，當然就會為中國帶來了日本後續的侵略災難，真是一念運作之差，造成無窮的後患。
因此假如在當時，蔣介石與張學良得知東北危機醞釀與蔓延之前，就主動積極的採取各種預防措施，而不是一味地重申不抵抗，那麼九一八事變的結果，應該會有很不一樣的發展。當時蔣介石與張學良應該向政府相關部門，以及守土有責的東北軍，清楚地解釋不抵抗主義的用意以及適用的範圍，只是約束東北軍，不要輕易地與關東軍挑釁而爆發軍事衝突，但是國民政府與東北軍，仍然必須要應該有萬一面臨侵略時，各種軍事、政治與外交的應變準備。
張學良至少在六月左右，就已經得到事變迫在眼前的情報，因此張學良可以搶先將東北政府重要的財政儲備與軍事物資，全都調離關東軍的南滿鐵路勢力範圍附近，運往黑龍江、遼西甚至是關內（在九一八事變中，東北所有的財政儲備與軍事建設物資，幾乎完全被日本人接收），同時做好必要時的軍事反擊與遊擊的作戰準備（包括詳細參謀作業的各種應戰計劃，以及遊擊作戰基地的縱深佈署），並且動員與組織民眾，準備反制日本對於東北可能的侵略佔領行動。
而在九月，張學良更可考慮抽調部分的東北軍精銳，回防東北，這樣就不至於在關東軍發動攻擊之時，輕易地讓敵人大獲全勝。國民政府也可以事先與各國磋商，日本對中國東北可能的侵略問題，會嚴重地妨礙到各國在中國的利益，這樣各國政府會對日本施加壓力。國民政府也必須主動先與日本 政府進行直接的聯絡與交涉，這樣可以增加日本政府與軍部對於關東軍行動的約束能力。而在整編晉軍與西北軍的策略上，更可以以抗日為由，排程一部分素質較優，民族主義較強的部隊出關支援東北軍對抗關東軍。這樣公開處理與應變，將會讓關東軍的陰謀行動完全曝光，也就會受到更多的壓力與牽制。
9。4 歷史的後見之明
假如當時的東北軍有了積極的預防措施與應變計劃，同時軍政主管不抱消極的失敗主義心理，而都能設法的恪盡職守，一旦在九一八事變爆發之時，東北軍民，無論上下，早已有了應變與應戰的準備，一方面能夠集中其一部的主力死守瀋陽，進行軍民一體合作的肉搏巷戰（有如一二八事變的上海作戰），同時動員整個東北的軍隊與民眾，依照事先的計劃，沿南滿鐵路進行全線的攻擊與破壞，造成兵力單薄的關東軍首尾無法兼顧，到處遇到有計劃的激烈反抗與破壞，根本無法一擊得手。在這種情形下，關東軍不但無法獲得意想不到的重大戰果，反而到處受到圍攻而連連告急，由於日本政府與軍部根本沒有對中國作戰的計劃與準備，那麼九一八事變就有可能成為關東軍失敗的“蠢動”，而會遭到東京軍部以及政府的嚴厲制裁。
退一步而言，就算關東軍遭到強烈的抵抗，無法一擊成功的佔領東北，但是日本政府仍然決定增兵支援關東軍，但由於東北的軍方與民眾，已有長期游擊戰的準備，所以日本軍隊，還是要面對有組織與計劃的全民作戰反制，這個代價之大，會使日本政府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