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失職，由於自己的情報失靈，使蔣委員長限入了生命不保的重圍，戴老闆確實羞愧難當。當宋子文、宋美齡出面與西安方面進行協調時，戴老闆就盡了老命要保蔣委員長不死。後來戴老闆與兩宋同機赴西安，與張學良日夜協商要保蔣先生的性命，對張學良做了大量的勸說工作。蔣先生獲釋後，戴老闆抱住蔣委員長的右腳，伏在地上動情地長哭，痛悔自己沒有盡到保衛職責。讓在場之人，無不感受到了戴笠同志真的就是一隻，對領袖無比忠誠的走狗。讓蔣先生本人對其部下的忠誠亦深信不疑。
1937年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到日本人再次大舉進攻上海之前，國民政府對日情報方面，不僅是瞎子，而且是聾子，幾乎什麼情況也不瞭解、不掌握。這對於國家、戰事是極端不利的。應該說這個時候的戴笠同志的反應還算比較快，他與杜月笙同志已經做了抵抗日軍入侵的秘密方案。淞滬會戰打響後，軍統特工、上海青紅幫、愛國民眾、國軍散兵就組織起了多支獨立的城市游擊隊，與入侵日軍開展了有效鬥爭。
當時軍統上海站在沈醉的領導下，他們七八個人活動在閘北、虹口、吳淞口。但是他們只能混在難民中，能收到有價值的線索幾乎是微乎其微，他們的發報行動差點被日本人查獲，沈醉只得將發報機藏在隊員裘和聲不滿週歲的嬰兒車裡，一起從虹口逃了出來。
蔣委員長指示，要想盡一功辦法，將戰事在上海拖下去。以延緩日本人進攻南京，以便更多的轉移工廠、機器、物質。以利國民政府組織有效的抗戰行動部署。按照蔣委員長不惜一切代價的要求，上海戰事打得相當艱苦，杜月笙等人領導的游擊隊與日軍在同一地點的巷戰，往往多次反覆。在蔣委員長的親自過問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撥款50萬元，由駐守江陰的87師師長王敬久負責組織了非常時期服務團，當即派入了上海開展情報工作。上海城市游擊隊、戰時服務團在上海的實際領導人，是上海市的公安局長蔡烴軍與杜月笙等人。到了9月份，戰時服務團發展到了400多人，分成了防護團與特務團，防護團主要負責為游擊隊挖工事，特務團負責收集日軍情報、漢奸情況，向南京彙報，對於漢奸則由上海市公安局處置。特務團的辦公處設在南市蠡園紹興府的私立學校內，那裡有方便的食宿條件。
上海的情報工作差不多已由杜月笙的人全盤掌握，這對於中國的特務總頭子戴老闆來說，是極不光彩的一件事，雖然說上海市民對日軍游擊戰是他與杜月笙的功勞，可是起初他真正起作用很小。就是在情報工作方面，他雖然動用了在上海黑幫的力量、上海站沈醉特工們的力量，但國民政府明確感到他們的作用不大。這時，戴先生才親自從南京組成了一個戰時服務行動小組，由他親自帶隊去了上海，情報的匯總工作交由了明瑤和石明峰負責，在上海戰區公開和秘密地開展全方位的情報收集工作，他們受戴老闆親自領導，專門對付上海地區的漢奸與日本間諜，收集對國家有利有價值的情報，並由戴老闆負責向蔣先生彙報。
明瑤與石明峰的戰時服務股由十名軍統特工組成。他們是發報、格鬥、射擊、駕駛等各方面的行家裡手，而且個個都是多面手。他們先期進入了杜月笙領導的特務團的調查處，上海的戰況及情報工作終於較快地掌握地了戴將軍的手中。對於明瑤與石明峰來說，上海的殘埂斷壁、滿目淒涼讓他們心中充滿了對日本人的仇恨與鬥志，他們利用自身的有利條件，在日本人身後打黑槍、夜襲敵軍宿營地、槍斃漢奸、收集情報，努力地為國家工作著。他們白天隱身地老西門外的精勤小學裡，整理各路各部隊送來的情報，為戴老闆服務；夜裡他們還親自參與打擊日寇與漢奸的活動。他們以學校的合法教職工身份為掩護，更加勤奮地為國家和民族工作著。在這血雨腥風的歲月裡，盡著中華兒女的應盡職責。
雖然大家工作十分拼命與賣力，可是日方內部的高階、精深、價值重大的情報一直收集不上來，特工人員深入不了日軍陣營裡面去。最先能夠做這方面工作的是幫會的人，但蔣委員長一直不太想使用杜月笙等人手下的那幫弟兄們，可戴先生的大量情報卻是他們弄到手的，這就形成了一個矛盾，黑幫弄得到情報，國民政府卻不用他們。杜的得力手下龍華軍事法庭首席法官陸京士、上海總工會主席朱學範，曾被杜月笙建議擔任防護團與特務團的司令，當時卻被蔣先生給否定了。戴老闆想在上海的反日情報工作形成合力，於是向蔣 委員長彙報，極力地促成將上海的黑幫帶到軍委會的正規化上來。上海戰事的重要性讓蔣委員長認識到了服從大局的需要，於是由委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