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源：“文化大革命”中，楚梅和我姐姐平平關在同一間牢房裡，就兩個人。一開始她們互不認識，又都想知道對方是誰，就互相猜。楚梅老拐著彎問平平家裡的情況，平平不說。平平也變著法兒問楚梅家裡的情況，楚梅也不說。楚梅慢慢地猜出了平平的身份，就對平平說：“我認識你媽媽。在軍調部的時候，你媽媽帶我，我跟她住一個屋。”這樣她倆就說開了。楚梅還說：“那時我爸爸很喜歡你媽媽，想娶她，當我的後媽。但你媽媽是洋學生，看不上我爸爸，嫌他土。”關楚梅和平平的那個監獄叫少年管教所，可實際上也關大人。“文革”中什麼都亂了。楚梅的愛人鄒家華、哥哥葉選平也關在那裡。楚梅想看看他們倆。等男犯放風的時候，她就扒著窗戶往外看，可窗戶太高，夠不著，平平就讓她踩在自己身上，結果還真看見了鄒家華。楚梅一下子就哭了。楚梅和平平關在一起差不多一年。王光美：我在軍調部的那些日子裡，幾乎天天有會議，有翻譯任務。在工作中，我接觸到了葉劍英、李克農、羅瑞卿同志等領導幹部。他們那種一心為革命、為人民的崇高精神，和勤奮紮實的工作作風，令我非常欽佩，給了我深深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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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家同共產黨的關係源遠流長（1）
黃崢：北平地下黨組織挑選您為中共代表團當翻譯，除了您英語好以外，恐怕主要是因為您和您家同共產黨的關係。聽說您家早就同共產黨有很深的關係，您能給我們介紹一下您家庭的情況嗎？王光美：我們家是一個人口眾多的大家庭。我的父親叫王治昌，號槐青，早年公派出國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學習經濟、法律和商科。當時他是個窮學生，上大學的同時，在一個基督教青年會的英文班教課，打工掙學費，半工半讀。那時廖仲愷先生也在早稻田大學上學，和我父親同學。他倆很要好，結為把兄弟。我記得我們家的堂屋裡，好多年都放著一張合影照片：兩個大人中間站著一個小孩。兩個大人就是我父親和廖仲愷先生，中間的小孩就是廖仲愷先生的幼子廖承志。我父親回國後，先在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大學教書，接著到河南焦作煤礦工作。後來，他從焦作煤礦進入民國北京政府的農商部，起先是個小官，當過參事、商品陳列所所長，算是七品小京官、技術官僚，逐步升任為農商部工商司司長，並代理過農商總長。他曾以公使的身份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兩次重要的國際會議：一次是1919年舉行的討論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對德和約的巴黎和會；還有一次是1921年舉行的討論裁減海軍和太平洋問題的華盛頓九國會議。1925年8月，廖仲愷先生在廣州被國民黨右派暗殺。我父親十分震驚，憤而退出北京政府，從此不再做官。無論是蔣介石軍隊“北伐”佔領北京，還是日本侵略軍攻佔華北，都有人來拉攏他。我父親不為所動，保持了民族氣節。其實那時家裡經濟比較困難，靠出租房子生活。從我上輔仁大學以後，我的幾個妹妹，都沒上過什麼正規大學。我父親的第一個夫人是家裡包辦的，生下我大哥光德後不久就去世了。我父親的第二個夫人，是他在日本留學時房東的女兒，姓趙，就是我二哥光琦、三哥光超的母親。她家是華僑。趙氏母親去世後，我父親和我母親董潔如結婚。我父親從日本回國後，在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大學教書。我母親董潔如在這個學校上學，算是我父親的學生。董家是天津比較有名的大家，鹽商。一開始我父親來提親時，我外公外婆還不同意，理由是師生不同輩。但我母親本人同意。可能他們在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大學時就互相有好感。這個時候我父親已經到北京做官。他僱了一輛馬車，把我母親從天津接到北京，在六國飯店請一些親友吃了一頓飯，就正式結婚了。他們婚後住在絨線衚衕。那時我父親做的官不大，後來越做越大，才在舊刑部街買了房子。王光美的父親王槐青和母親董潔如。我母親董潔如（字澄甫），年輕時很有反封建的鬥爭精神。當時女子都要裹腳，但我母親不幹，所以她是“解放腳”。她還堅決要求上學讀書，一直上到了天津北洋女子師範學校。我母親是北洋女子師範學校的第一期學生，和劉清揚同班。劉清揚是周恩來同志的入黨介紹人之一。後來鄧穎超同志也是上的這個學校。我母親有三位親屬和李大釗同時被北洋軍閥政府逮捕，並於1927年4月、11月被反動派殺害。在這批烈士中，就有我母親的三位親屬。多年以來我一直沒有機會弄清楚我母親的這“三位親屬”是誰？直到前幾年，經過我六哥光英多方查詢，才瞭解到這“三位親屬”的名字：一位叫董季皋，是我母親的叔叔、中共順直省委軍運負責人；一位叫安幸生，是我母親的姐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