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相當不容易。軍隊是軍閥的生命，不僅意味著巨大的利益，而且是生存的依據，跟別人交易的籌碼，放棄軍隊的人，往往都是不得已而為之，屬於徹底輸掉的了的人，像段繩武這樣，還有實力就卸甲歸田，實屬罕見。
當然，段繩武卸甲，是有想法的。這個想法，既來自於他家鄉米鑑三父子的鄉村建設，也來自他駐紮山東時，武訓事蹟給他的刺激。他想為自己長期因陷於戰亂而苦難深重的家鄉做點事情，為日益增多的流民找一條出路，也開創一條鄉村建設的新路。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更加堅定了他的信念，他的鄉村建設設想，增加了屯墾衛邊內容，地點選在以及成為前線的綏遠。1933年，黃河氾濫，河北、河南、山東一帶大片農田被淹，成千上萬的農民流離失所，段繩武和河北籍的清末最後一個狀元劉春霖等河北鄉紳，組織河北移民協會，開始具體實施他的計劃。
就這樣，昔日的段將軍，變成了段村長。他在五原一帶，購買了大片的土地，先後把幾千河北流民，遷移到五原，開荒屯墾。他先後建了三個新村，都是他的村長，他把全家都帶到了荒原上，脫掉皮袍皮鞋，布衣蔬食，跟農民一起勞動，一起開荒。村裡有自衛團，自治會，良心省察會，村民大會是新村的最高權力機關，所有大事由村民大會議決。但是由於他的軍人特色，新村的組織還是具有軍隊編制色彩，所有的行動，都非常整齊劃一。村民們用土坯蓋房，修建宿舍、教室、禮堂、活動室，還修建戰備工事。清晨一起出操，每日都有“朝會”，他和一些自願來幫忙的知識分子大學生，給農民做“精神講話”，激勵農民發憤自強，灌輸民族國家意識，講國家自1840年以來，被帝國主義侵略的歷史，講“九一八”的痛史。農事的間歇，則進行軍事訓練，為此，還籌集到了一些槍支彈藥。在開始的時候，新村的農民連吃飯都在一起，由食堂供應，後來有的農民家眷來了，則有家室的農民在家裡吃，但集體活動依然按組織進行。為了更好地支撐農民開展生產，村裡還組織了供給、信用、運銷、利用合作社，發給農民農具、牲畜、大車，抵作給農民的低息貸款，農民可以分四年還清。當時，國民黨政府開展新生活運動，提倡所謂對社會的“教、養、衛、管”，段繩武也把這個口號接了過來，不過，國民黨政府的“教、養、衛、管”只著眼一個“管”字，但新村卻真的落實了所有的四個字。
從將軍到村長（2）
在有幸留下來的老照片中，我們看到穿著整齊，精神飽滿列隊出行的農民，還看到了一人一個大海碗，習慣於蹲在飯廳地上吃飯的農民，也看到了坐在教室裡上課的農民和農民的孩子。當然，我們還看到了一些穿的跟農民一樣，同樣曬得黝黑，但卻被鼻樑上架著的眼鏡暴露了身份的知識分子，他們既是學校的教師，也是為村莊管理服務的志願者。還看到了齊整乾淨的街道，房舍和碉堡。
雖然段繩武是武人出身，但他最關心的，卻是農民的教育，以及如何培養農民的自治精神和能力。為此，他在建村伊始，就籌建了武訓小學和各種形式的掃盲班以及婦女識字班，教農民識字，教各種科學常識。段繩武感到當時通行的學校教材不切實際，於是組織人員自編具有鄉土氣息的教材，這一點，跟許多有志於平民教育的人士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得到了晏陽初、陶行之和顧頡剛的支援，許多有志於平民教育的知識青年，來到五原幫助他。武訓小學在開辦時只有段繩武夫人王庚堯一個人任教，後來許多知識分子來了，不僅教學條件大大改善，還根據實際情況，動手編寫自己的教材。
當然，段繩武最欽佩的人，還是武訓，因為當年在武訓家鄉的考察，深深地打動了他，也是促使他卸甲歸田，從事鄉村建設的一個原因。在河北新村，所有的公共場所，禮堂、教室都懸掛著他請人畫的武訓像，村中特別建有武訓紀念堂，陳列武訓的事蹟，供村民參觀，武訓小學的學生，早晨進學校，要向武訓鞠躬行禮。他還請人根據他對武訓事蹟的考察，編寫了《武訓典學》的連環畫，在顧頡剛主持的北平通俗讀物編刊社印製出版。對他而言，他所從事的事業，就是武訓事業的延續，他就是要做當代的武訓。
當代武訓的事業，畢竟具有現代化的意味。跟晏陽初、梁漱溟以及陶行之的鄉村建設一樣，不僅著眼於農村的組織建設、平民教育，而且著手全面的社會改良和生產生活改善。新村由於是在荒原上起家，從建設規劃起，就著眼於耐用整齊，從起點上，注意衛生，特別注意修建公共廁所，培養村民良好的衛生習慣，長年的軍旅生涯，使得他對廁所對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