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的多情，那麼文章必然沉鬱恣肆；對現實生活中世情百態的不滿，那麼文章也自然會尖刻，幽默和諷刺其實也是一種婉轉的鋒芒。寫歷史散文是抒胸中之逸氣，以及對中國文化本身的感情；寫諷刺小說，是希望能透過幽默的一面來警示人心，沉澱一下生活中的浮躁。當然，誠如讀者朋友信中所說，能駕馭差別如此大的兩種風格是少有的，少有不是沒有，最近我也當了回責任編輯，替張煒先生看了他將在上海三聯出版的《楚辭筆記》，眾所周知張煒先生是以《古船》、 《外省書》、 《能不憶蜀葵》等小說名世的大作家，本行是小說創作，沒想到國學底子亦非常了得，學術文章也寫得出，而且照樣寫得文采飛揚、瀟灑氣派，相信一般的酸腐學者看到那本書後自會汗顏。左手右手皆有所擅的例子不在少數，誰也沒規定一個作家只能守住一種文體的貞操至死不渝的，文藝女神似乎也更喜歡不專一的創作者，余光中先生說得好，詩歌是他的情人，散文是他的妻子，在創作上他是個多妻主義者。好一個文學的“多妻主義”者！正是有了那不專一和不滿足，才能寫出出新意的文章，這個觀點我覺得可以借鑑一下。當然我似乎也得向讀者朋友宣告，此借鑑只限於文學創作，要在生活裡邊實踐一下的話。本人不負誤導責任。
提到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