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選了每屆任期十二年的科隆市市長。科隆市組織了盛大的典禮慶祝他
的連選連任。阿登納泰然受之。當時他53 歲，他打算待這一屆於滿之後到
65 歲便退休回家伺弄他的花園，他十分熱愛園藝。但始料未及，到1929 年，
一個新的動盪時期又開始了。
1929 年10 月24 日，這一天被西方國家稱為“黑色的星期一”。美國紐
約華爾街突然出現了股市大滑坡，一下子造成全美的金融恐慌。美國金融恐
慌立刻波及靠美國道威斯計劃幫助建立起來的德國金融體系，德國的財政狀
況迅速惡化。經濟蕭條很快蔓延至西方所有國家：美國、德國、奧地利、英
國，以及依賴農產品出口和外貿的中歐、南美、大洋洲國家，最後是法國，
形成全球性的經濟大恐慌。各國紛紛採取措施，以求自保。德國由於對英美
經濟的依賴和它本身不能以關稅壁壘自保的情形，處境十分不利。從1931
年5 月到7 月，德國國家銀行的黃金儲備減少了42％， 1932 年的工業生產
比1929 年危機前幾乎下降了一半，破產的銀行和工商企業達一萬多家，失業
工人高達700 萬，約佔全國工人總數的一半。
經濟的岌岌可危加劇了社會的動盪，魏瑪政府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更
迭，可是，無論是社會民主黨的繆勒、天主教中央黨的布魯林，還是馮·巴
本和施萊徹爾將軍組閣的政府，都無法克服尖銳的財政困難。魏瑪共和國誕
生之初就揹著重重的歷史負擔：雖然它對於帝國的滅亡毫無責任，卻因繼承
了威廉帝國的遺產而不得不承受履行帝國覆滅所留下來的凡爾賽條約的義
務，後者的許多強加性條款令德國人感到內心不服。於是，在這個經濟、社
會的困難時期，民族問題又被提出來了。慣於煽動的希特勒很容易就把簽定
令德國人受屈辱的凡爾賽和約的責任加在了魏瑪共和國的身上。
像當時的許多人一樣，阿登納開始時不相信納粹真的能夠上得了臺。作
為普魯士議會的議長，他經常上柏林去，一般是一月一次。動盪時期他看到
納粹分子經常“大打出手”，他也看到當時身居要職、肩負國家重任的政治
家們不去制止這些暴行。他很震驚地和柏林許多有影響的人談過納粹問題，
希望敲起警鐘，但毫無作用。危機已迫在眼前，他感到“大家就像一隻一動
不動地呆在毒蛇跟前的兔子一樣，等著成為毒蛇的口中之食，毫無抵抗和麻
木不仁地看著悲劇演下去。”他建議魏瑪政府採取一些強有力措施，比如有
效訓練一支警察部隊以維護社會治安，制止納粹分子的野蠻行徑，但沒人響
應。他眼見魏瑪政府的領導者擁有國家權力手段而不去使用，任由共和國被
納粹侵蝕，民主被納粹踐踏。當他以旁觀者眼睜睜看到魏瑪共和國最終覆亡
在希特勒手中時，阿登納深深地被刺痛了，他親身感受到政治家的無能與庸
碌、民主的軟弱在歷史的危機關頭的危險作用。他一生都謹記著這個教訓。
1933 年1 月30 日，興登堡總統任命希特勒組閣。當時阿登納還擔任著
普魯士議會議長，普魯士代表會議所擁有的某些許可權令納粹感到礙眼，納粹
在此時已是為所欲為，準備透過法律手段解散普魯士代表會議。作出這種決
議的權力，掌握在由普魯士總理、普魯士代表會議主席和普魯士議會議長組
成的三人小組手中。2 月初，普魯士代表會議主席克爾邀請大家開會，想在
納粹提出國家總改革的時候作出一項關於解散普魯士代表會議的決議。普魯
士總理布勞思沒有出席，代替他的是當時已被任命為“普魯士帝國專員”的
馮·巴本。作為普魯士議會議長，阿登納在會上義正嚴辭地指出：這個小組
無權作出解散普魯士代表會議的決定。因為第一、馮·巴本不是普魯士總理，
無論是國家憲法還是普魯士憲法都沒有規定有什麼“普魯士帝國專員”；第
二、他本人作為普魯士議長決不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