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晤之後能帶來法德關係一個質的飛躍。他似乎為戴高樂本人的魅力和他的
理想激情所迷醉。
第二天清晨，在用過早點之後，阿登納向戴高樂辭行，離開科隆貝。歸
途中路經阿爾薩斯一洛林和上馬恩省時，阿登納受到了法國人的熱情歡迎。
喜悅的心情和剛剛確立起的對戴高樂及其法德友好的信念交織在一起，使阿
登納感到這次科隆貝之行幸運而又有重大深遠的意義。
回到波恩，阿登納著手擬發了一份公報，公報採納了同戴高樂相同的口
徑：
“聯邦總理和戴高樂將軍在他們會談結束之後，發表宣告如
下：
我們兩人對許多事情進行了長時間的、坦率的和誠摯的會
談。我們兩人深信，我們這次會晤的重要性和意義。我們認為，
必須一勞永逸地消除以往的敵意，法、德兩國人民必須和睦相處，
並肩工作。
我們確信，德意志聯邦共和國和法蘭西共和國之間的合作是
歐洲一切組織建設的基礎。同時這種合作有助於加強大西洋聯
盟，是必不可少的。
我們認為，這種合作必須加以組織，與此同時，這種合作必
須包括與我們兩國緊密結合的其他西歐國家。我們希望，這種合
作在重大的世界政治問題上有利於各國人民，並希望這種合作擴
大到儘可能鄉的歐洲國家。”
戴高樂比阿登納小十九歲，在科隆貝會晤時戴高樂六十七歲，阿登納八
十二歲。兩人的性格也有很大的差別，一個驕傲、清高，一個嚴肅、刻板；
一個充滿了法蘭西民族浪漫的理想主義，另一個則是德意志精明的現實主義
者。人們為他們這種遲到的友誼感到迷惑。也許這就是政治家之間惺惺相惜
的一種戳契！在科隆貝的會談中，戴高樂與阿登納曾有一次談到年齡的問題。
戮高樂說，按年齡他比阿登納年輕許多，而實際看上去阿登納的體質和精神
都比他為好。阿登納告訴戴高樂，這是長期以來緊張的政治工作所致。政治
工作能給人新的力量，將軍可以很快感受到這一點。戰後他剛開始工作時，
起先也以為勝任不了工作，而事實卻正好相反；一旦戴高樂從事現在的工作，
就能立刻從工作中找到新的力量。
事後證明的確如此。戴高樂勝任他的工作直到1969 年4 月被迫辭職。阿
登納說得一點不錯，政治對他們倆來說是生命的源泉，在科隆貝第一次見面
時，雙方都感覺到了。
阿登納和戴高樂後來都不約而同地強調了兩人在科隆貝結下的友誼對他
們今後政策的影響。阿登納在回憶錄裡說，這次“會見是確證了我九年來始
終不渝地執行的政策”。戴高樂則不無感嘆地回憶道：“從那以後直到1962
年，康納德·阿登納和我互相之間寫信約40 次，我們互相之見面15 次，或
在巴黎、馬利或朗布依埃，或在波恩和巴登一巴登。我們用了100 多個小時
進行會談。或是秘密的、或是有我們的部長在場、或有我們的家屬陪同。。
後來直到我的傑出的朋友去世之前，我們的關係是以同一步伐、同樣的熱情
向前邁進的。總的說來，我們之間所說、所寫、所表達的一切都不過是使1958
年締結的友好協定適應事態的發展。”
事實如此，法德關係因為這次歷史性的會面而全面改寫，阿登納和戴高
樂一起把法德友好推向了一個歷史高潮。
法德友好條約
我堅信，這項條約將被看作是戰後最為重要、最有價值的條
約之一而載入史冊。
我堅信，它將有利於兩國人民，有利於歐洲，有利於世界和
平。
——1963 年1 月23 日簽定德法條約時
聯邦總理阿登納發表的電視講話
從科隆貝雙教堂離開的那一刻，阿登納便雄心勃勃、決心把聯邦德國外
交政策的重心重新拖回以法德和解為中心的歐洲建設軌道上來。
前面有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