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初我在129師385旅9團3營當排長，參加了1937年10月攻打陽明堡機場的戰鬥。當晚趙崇德營長率部隊進入敵人機場，把哨兵搞掉了，我們有手榴彈、步槍，就用5個手榴彈一捆，放進飛機肚子裡，飛機爆炸，火光沖天，我燒了4架飛機，打壞1架。敵人從夢中驚醒，雙方進行面對面白刃格鬥，激戰1小時左右，敵人的24架飛機全部被炸燬，營長和30名戰士英勇犧牲。我在百團大戰負傷，是一等殘廢。我不喜歡學習，就喜歡上前線打仗。曾參加打張家口、清風店、石家莊，負傷多次，受獎多次。
北京軍區法院有3人找我寫證明，以庭長趙保傑為首，他們聽了我說的之後說，只有你的證明是你親眼所見，更可靠。我一直跟石少華說，沙飛是錯案。他說，你是真正堅持沙飛一案是錯案的人。
韓彬1987年1月託王笑利帶給石少華的信：除了和沙飛好，就是你一人了。咱們一天比一天離馬克思近了，所以時間是寶貴，不白費光陰了，你問問笑利，我天天在想念我們按時完成，我對沙飛欠債，那就是老沙的歸宿問題，一定要替老沙鳴不平。
石少華說：韓彬是冀中軍區主力團團長、老紅軍，很能打仗，性格直爽，天不怕、地不怕，勇敢、重義氣，但文化低，解放後很坎坷。我倆是在冀中認識的。
原華北軍大衛生所醫生張衝2003年太原回憶：監獄就在軍政大學內，全校就我一個黨員醫生，給犯人看病多是我去，他們穿的是軍裝。沙飛嚴重神經衰弱，經常開的藥是氯丙秦。
1982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北京軍區政治部給總政治部的關於“對沙飛槍殺津澤勝被判處死刑的複查處理報告”中寫道：
沙飛被捕後由原華北軍大軍法處負責關押。根據該處1950年3月4日所寫的《關於沙飛的情況》材料記載：“（沙飛）自1949年12月15日關在這裡起至執行的這天止，整個時間裡他的表現是沉默的不愛講話，每天吃了就躺，也表現了恐懼的樣子，他沒做檢討自己的錯誤的反省，只是寫了幾份所謂《控訴書》（已送軍區保衛部），見到報紙上登載著懲辦日本細菌戰販（犯）他就寫懲辦日本大夫的控訴書，說日本大夫用細菌害他”、“他在白天或晚上往往自己冷笑起來”、另據警衛排值班日記記載：“（沙飛）自入禁閉室以來，……每天晚上和白天自己來冷笑，給他送飯或送水時點火柴個人先做揖”、2月13日並明確記載沙飛“神經病前幾天較重，自己說話，哈哈大笑！”等也證明其有精神病。特別是沙飛親筆寫的第一至五號《血的控訴書》中，第一號《血的控訴書》只“控告和平醫院崔大夫（女 重慶西南醫大畢業）與日本人津澤、水野等合流共同謀殺沙飛”，並“請組織上主持公道，將上列人證物證找出來，立即對殺害我的崔大夫以紀律制裁，我建議應讓她服臺灣藥一百片（每天一片）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第二號《血的控訴書》才“控告和平醫院內科主任津澤以化學藥物、劇烈運動等毒物毒計來謀殺沙飛”，第三、四、五號《血的控訴書》“控訴日本細菌戰犯高永信以化學藥品、劇烈運動等方面使肺結核病菌在人身上迅速繁殖，傷害許多病員生命”、“控訴裕仁等以細菌化學戰嚴重傷害華北人民生命”、“控訴和平醫院幹部病房主治大夫日本人華田，用重打診（扣診）及X光長時間透視以及化學藥品殺傷沙飛”亦完全是病態反映。更為離奇的是沙飛於1950年2月25日（處決前7天）在寫給“鄧穎超同志”並“問候周恩來同志好”（沙飛與愛人王輝1933年結婚。王1936年因做我黨地下工作與沙飛離婚。王1940年至1944年在我黨駐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工作期間，從《晉察冀畫報》上看到沙飛的攝影作品才知沙參加革命，經周副主席和鄧穎超同志親自關照，王與沙於1945年復婚，且夫婦感情較好，故沙飛對周總理和鄧穎超同志有較深的階級感情）的一封信中，竟胡說什麼“近二年來我在養病中，王輝同志堅決支援了津澤、高永信、崔大夫等對我的健康不斷地嚴重傷害”、“她完全是津澤殺害我的幫兇”、“我決定要和她永遠脫離關係”、“如果她堅決不答應離婚的話，就請她接受下列二個條件中之一個。A、到和平醫院傳染科當兩年護士，去為兵服務為病員服務不要當官。B、把我吃過的毒藥及X光試試看。三月八日作十分鐘X光透視，八日開始服樟腦面每天三包，一個月。四月八日……五月八日……六月八日……如接受此條件，執行中死了，我也愛她，給她買副好棺材，天天去哭墳送花”，並寫了與王輝“永遠脫離夫婦關係”的離婚報告“請求組織批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