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富雲：出事那天，查房時，沙飛告訴主任：“查完房，津主任你來一下。”出事後，我推不開門，在門縫處看見津澤躺著，我用勁推開門，沙飛又從床那繞到津澤那又開了一槍，他跳窗戶出去了。我趕緊搶救。以後沙飛被管起來了。聽說沙飛態度挺自然的。當時管放射的就津澤一個人。在我經治沙飛期間，我對他的印象很好，待人和氣有禮貌，沒架子，容易接近，也能服從治療。津澤工作勤懇，大家議論，他性情善良，不像日本軍人。（1981年7月，北京軍區軍事法院“沙飛案卷”摘抄）
張富雲回憶：出事前一天，沙飛叫警衛員擦槍，朝井裡打了一槍。那天津澤主任帶我們查房，還有林兆信等人，我們查完房，回辦公室，我寫醫囑，津澤洗完手，立即去沙飛那裡。我剛寫兩行，就馬上跟去，中間隔著兩個病房，有十幾米，沙飛的病房靠南邊，我還沒到拐彎的地方，就聽到砰的一聲，我也沒想到是槍聲，一直到沙飛病房，津澤橫躺著，擋住了門，他個子不高，但很胖。沙飛第一槍傷了津澤胳膊的皮肉。我看見沙飛坐在床上，吃吃冷笑，他站起來，從床邊走到津澤跟前，拿著槍對著津澤腦門又開了一槍，第二槍近距離打中腦門正中。我就說你幹什麼？沙飛當時表情無異常現象，他說他是日本人，日本法西斯曾殺害多少中國人？我喊來人搶救津澤，抬擔架去手術室時，他很清醒，他說慢一點，輕一點。子彈取不出來，往裡滑，子彈越陷越深。趕快報告北京。第二天北京醫院外科專家周澤召來，給津澤做手術，取出子彈，津澤腦水腫、昏迷，幾天後正式死亡。津澤死後火化，非常隆重，在太平房外挖一個大坑，用很多柴，澆了煤油。津澤人不錯，比較進步，靠近中國，老實、膽小、仁慈，沒武士道精神。他醫術好，診斷細，對醫生、護士好，有威信，新來的大學生都佩服他。我當時不害怕，我知道沙飛不會打我，他恨日本人。出事後保衛部門馬上就把他關禁閉了。日本人鬧，他們說“共產黨光明正大，看你們如何處理”。曹中南政委馬上給日本人開會，叫他們相信，共產黨一定會處理好的，安撫他們，日本人平靜下來，該幹什麼幹什麼，衛校、醫院的日本人沒再鬧事，津澤的老婆沒有鬧。大家都佩服曹中南處理的好。
原和平醫院副院長姜傑2001年回憶：剛出事時，我在走廊看見沙飛，他好像沒事一樣，對我說，我打死的。滿不在乎。開始他關在小禮堂後的化裝室。
一定要替老沙鳴不平
時任華北軍大行政處長的韓彬（原太原市園林局局長）1987年回憶：提起1949年12月沙飛在軍法處關著的情形我就流淚。當時我和華北軍大副校長打架，被關進軍大軍法處。沙飛一進我牢房，我說你怎麼來了？他說打死日本鬼子了。我和他關在一起。後來因我和他研究對策，如何養病不著急，安慰他，人家發現後，把我分配到三號，他在二號房，但窗子還能看見，白天我給他們讀報紙才見到他。他一會笑，一會不說話，但用手指他們，又用手指頭，意思指他們要打死我。他失眠厲害，通夜不睡覺，天天看外面，站在窗前能看3小時，也不坐，雙手拉窗，笑一笑，吹泡，吐舌頭。連鞋也不穿，鬍子很長，整天拔鬍子，翻白眼，有時凝視一個東西長達30分鐘，我們穿公家發的布襪、拖鞋，不讓系褲腰帶，釦子扭下，不讓用筷子。他有病不能吃小米飯，我把我的大米飯給他，他喜歡吃魚、狗肉，給了他一個鍋，讓他自己做，他幾次自己做魚，有人提意見，怎麼他可以隨便吃魚。站崗的說，聶榮臻給軍大打電報，沙飛雖然犯了法，但他有病，要好好照顧他，想吃什麼就給他買什麼吃，他要吃魚就給他買。他生活待遇與一般人不一樣，吃大米飯、小米飯、麵條。沙飛與我說話，看守小劉同情他，扭頭，不干涉我們。他多次用手比著拿照相機，讓我拍他在窗前，站崗的不讓，我也沒拍。有一次他上廁所，我正好在，問照相什麼意思，他說，這種生活我是第一次，希望拍下鐵窗生活。他懂道理、蕭灑。保衛部苟（紀明）部長、宋幹事、王少斌常去禁閉室看他，山西人嚴大夫、張衝大夫去監房替他看過病。他走前二三天看到我，用手指指自己的頭，不說話，頭歪，意即沒多少天。
我跟沙飛很熟。我倆1939年在易縣認識，他到我部隊採訪、拍照片，我送他日本帽子、大衣、靴子、煙。我這裡還有張家口時我與石少華、沙飛的合影，當時他給過我一部德國蔡司130照相機。1948年我們在軍區政治部一塊整黨學習。
我1920年生，河北人，1931年8月剛11歲，我就跟著在湖北鐵路當工人的父親參加紅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