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寫的《入伍》一文記載：“前方戰士對一般文化人（和沒有固定工作、來參觀的文人）俗呼為新聞記”，就是“戰地新聞記者”的簡稱。1940年以後一直在《新華日報》擔任記者的李普回憶：當時抗日民主根據地通常稱呼他們這些有一定水平的記者們為“文化人”。（引自李普：《用第三人稱的自述》） 1941年以後，更多的左翼文化人如艾青夫婦、歐陽山夫婦、羅烽夫婦等，從重慶等國統區轉移到了延安。丁玲回憶1942年春在延安時，賀龍將軍來到“文抗”（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延安分會）的窯洞裡看望丁玲、艾青、白朗、羅烽等，賀龍表達了“對文化人、對文工團員的關心、愛護。”（引自《元帥呵，我想念您》一文）當時的延安，正高揚魯迅的旗幟，毛澤東親自發起創立“魯迅藝術學院”，以後又成立了“魯迅研究會”等等，這就更鼓勵了這些熱血青年、左翼文化人。 供給制乃為“戰時共產主義”的生命線。 延安時期的中###員都是“職業革命家”，就是以革命為職業（工作）、靠革命吃飯的幹部。文化人和知識青年奔赴延安以後吃了革命的小米飯，就成為革命隊伍的一員，從此參加了革命也就是參加了工作，被納入一個“單位”裡接受組織領導、思想改造。後來幾十年間，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的一段歷史時期內，幹部們填寫履歷表時，非常重要的一個欄目乃是“何時何地參加革命”或“何時何地參加工作”的資歷，這是評定該幹部的“供給制”待遇的一個首要因素。“單位”制度源於對革命隊伍的特殊管理體制，其中經濟生活的管理採用供給制。在革命隊伍裡，“組織”專指黨的組織，而“單位”就是以黨組織為核心的層層機構、具體部門。全體公職人員都在組織安排下的某個單位之中。黨、軍、政的機關和群眾團體、公營企事業，都是革命隊伍一元化組織的不同職能部分。革命隊伍中的成員一律實行供給制，其範圍擴充套件到衣、食、住、行、學，生、老、病、死、傷、殘等各方面，依照個人職務和資歷，定出不同等級（大灶、中灶、小灶）的供給標準。供給制確定了個人的經濟生活狀況，不僅物質生活、還有政治待遇都依賴於“公家”的分配，個人服從組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其經濟基礎就是供給制。飯碗是組織給的，一切依靠組織；離開組織不僅沒有飯吃，還可能淪為反黨分子。供給制保證了鐵的紀律。 。。
中共根據地的供給制（2）
延安“魯藝”的經濟生活 延安魯迅藝術文學院（起初名為魯迅藝術學院，通稱魯藝）建立於1938年4月，1945年8月抗戰勝利後結束，共存在八年。 1938年，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聘冼星海來任教。冼星海夫婦到延安後，受到“敬若上賓”的待遇，住進延安最好的西北旅舍。遭到敵機轟炸之後，他就搬到魯藝去了。 冼星海在魯藝擔任音樂課程，分配到兩孔比較好的窯洞居住。從前他以為窯洞又髒又侷促，可能就像城市貧民的地窖。但實際並不盡然，跟上海石庫門樓房的亭子間相比，窯洞裡空氣充足，光線也夠，不同的只是天花板（應說“天花土”）是穹形的。後來他更體驗到窯洞裡面冬暖夏涼的好處。冼星海夫婦開始也吃小米飯了，“這飯不好吃，看來金黃可愛，可是吃起來沒有味道，粗糙還雜著殼，我吃一碗就吃不下去了，以後吃了很久才吃慣。各方面的生活我也跟他們一樣，我開始學過簡單的生活。” 冼星海回憶，他在魯迅藝術學院音樂系的日常生活是這樣：“一早起床，除了每天三頓飯和晚飯後二小時左右的自由活動，其餘都是工作和學習。他們似乎很忙，各人的事好像總做不完，我住在窯洞裡，同事、同學常常來看我，我也到他們的窯洞裡去。他們窯里布置簡單，一張桌子，一鋪床，幾本或幾十本書和紙張筆墨之類，牆上掛些木刻或從報章上剪下來的圖片，此外就沒有什麼了。大家穿著棉軍裝，留了發卻不梳不理。”（見冼星海：《到了新天地》，原載1940年延安《中國青年》2卷8期）生活既安定下來，他就開始寫《黃河大合唱》等作品。 冼星海的學生陸友回憶說：“1938年秋，冼星海到延安魯藝任教。正逢魯藝第二期音樂系學員將結業，他熱情地向同學們作了數次音樂講座，深受同學們歡迎。第三期音樂系開學之初，我被留校工作，因與先生相識，系領導及黨支部要我對先生多加照顧。他與夫人錢韻玲住在西坡面東的兩孔窯洞，我常去問候。他對當時延安艱苦的生活是適應的。每當談起生活，他總是說：‘可以了，要革命就不能怕苦嘛！’有時還風趣地說：‘我的待遇比你們高多了。’這是指當時供給制時他每月可領到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