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等）每月津貼不超過大洋10銀圓（約合今人民幣30元）。中央和地方的幹部待遇略低於部隊。我們還可以注意到，這種分配的內容主要是解決填飽肚子的生存問題，而並不保證“穿衣、住房”的條件。基本概念是“民以食為天”。 跟30年代的城市相比，這樣的生活水準是較低的，但要是跟當地（特別是赤貧地區）一般饑民相比，這樣的生活就可以滿意了。 在蘇區供給制下生活的文化人有瞿秋白、馮雪峰等，以及後來跟魯迅筆戰的楊邨人等。。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中共根據地的供給制（1）
抗日戰爭時期（1937—1945）的供給制 1937年9月，中華蘇維埃政府西北辦事處財政部制定的“各級政府工作人員供給制標準”為：分割槽、縣、鄉各級幹部，一律每人每月生活費3圓9角，計糧食2圓、菜金9角、津貼1圓。1938年8月，陝甘寧特區財政廳規定調整津貼標準，分為五等，從“分割槽專員”以下分別為：4圓、2圓5角、2圓、1圓5角、1圓。 1939年1月，八路軍參謀部規定各機關部隊的供給制標準為—— 糧食標準分兩種：每人每日1斤半（合750克），1斤4兩（合625克）； 菜金標準，按人員類別分四種：每人每日4分、5分、7分、1角； 夜間工作的報務員等，每人每月發給夜餐費1元5角； 生活津貼分四等： （1） 最高一級，主席、參謀長、政委、局長等，每月5元； （2） 處主任、科長、團營級幹部等，每月4元； （3） 股長、科員、譯報員、秘書、連級幹部等，每月3元； （4） 文書、管理員、教員、排級幹部等，每月2元； （5） 最低一級，勤雜人員、戰士等，每月1元。 按照日用品的購買力，當時（抗戰頭兩年）法幣1元約合今日人民幣15—20元。但1939年以後全國各地物價飛漲，貨幣迅速貶值，供給制的標準則改為以實物計算。 在游擊區，由於抗日遊擊隊的流動性很大，缺乏比較固定的經費來源，因此，沒有也不可能有比較固定的供給標準。 1940—1941年是抗戰最艱苦的兩年，也是邊區部隊、機關工作人員物質生活上最艱苦的兩年。在日本帝國主義“掃蕩”、國民黨封鎖及自然災害的侵襲下，抗日根據地的財政遭到了極大的困難。 毛澤東在1942年寫的《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一文中，回顧當時的困難情況時說，我們曾經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但是，我英勇的解放區全體軍民，並沒有被困難嚇倒。在“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正確方針指引下，中國共產黨一方面領導人民發展農業生產和其他生產事業，一方面組織機關、學校、部隊儘可能地實行“生產自救”。在陝甘寧邊區，生產範圍以農業、蔬菜、畜牧為主，也經營一些工業、商業和交通運輸業。 自陝甘寧邊區開展大生產運動後，其他各根據地凡有條件的，都程度不同地開展了生產自救運動，渡過了1940—1942年的嚴重困難時期，適當解決了機關、部隊的生活需要，基本保證了部隊指戰員和機關工作人員的生活，減輕了人民負擔。 陝甘寧邊區政府於1943年1月間，還規定了如下的自給標準： 機關自給方面：（1）九個月以上的蔬菜；（2）每人每月肉2斤，調料6元；（3）每人每年過年過節肉2斤；（4）每人熟毛斤，單鞋１雙，襯衣１件，肥皂兩條；（5）每人每年文化娛樂費50元，修理補充費120元；（6）照顧小廚房待遇的病號所需的開支，個人自給方面：毛巾兩條，牙刷兩把，精鹽4兩（125克），單鞋１雙，襪子2雙，用公家發的熟毛打成毛衣１件，毛襪１雙。 毛澤東1943年11月在《組織起來》一文中說：邊區的軍隊，今年凡有地的，做到每個戰士平均種地十八畝，吃的菜、肉、油，穿的棉衣、毛衣、鞋襪，住的窯洞、房屋，開會的大小禮堂，日用的桌椅板凳，紙張筆墨，燒的柴火、木炭、石炭，差不多一切都可以自己造，自己辦。我們用自己動手的方法，達到了豐衣足食的目的。（引自《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32頁） 奔赴延安的文化人 抗戰開始後，延安是流浪各地的左翼文化人嚮往的地方。林斤瀾寫道：“蕭軍到達延安，一度離開，後來又返回延安。”據徐懋庸回憶：“1938年3月下旬，我和蕭軍、何思敬等文化人剛到延安，丁玲帶領戰地服務團（包括塞克、聶紺弩等）也從山西回來；一天晚上，毛澤東、張聞天、張國燾、康生等舉行宴會，歡迎我們這幾個新來延安的文化人。……” 丁玲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