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所說的，“不讓靈魂和軀體告別”。令人驚異的是這種“過剩人口”還有哪一行不去幹！倫敦的清道夫（ｃｒｏｓｓｉｎｇｓｗｅｅｐｓ）是世界聞名的。以前，不僅一切大城市的廣場，而且一切大城市中的大街都是由濟貧所或市政管理機關僱用的失業者來打掃�的。現在卻用機器來做這種工作了，機器每天隆隆地穿過大街，奪取了失業者的飯碗。在馬車往來頻繁的通向城市的大路上，可以看到許多人推著小車，時刻冒著被往來賓士的轎車和公共馬車車輪輾死的危險，拾取新鮮的馬糞去出賣。為此，他們常常還得每星期向街道清潔管理處繳納幾個先令，而在許多地方這種營生是根本禁止的，因為要不禁止，收集起來的垃圾裡面所含的馬糞就會太少，不能當做肥料賣出去。這些“多餘的人”當中，？能夠弄到一輛手推車去搬運東西，那他要算是幸運的，如果除小車外還弄到錢買一頭毛驢，那就更幸運了；毛驢要自己找東西吃，或者只得到一點人們扔掉的東西，但是仍然能夠給人增加一些收入。
“多餘的人”大多數都去做小販。特別是在星期六晚上，當所有的工人居民都湧到街頭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以此為生的人是如何地多。無數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爭先恐後地叫賣鞋帶、揹帶、帶子、橘子、餅乾以及各種各樣的東西。就是在其餘的時候，也隨時都可以碰到這種叫賣橘子、餅乾、姜啤酒和蕁麻啤酒G的小販在街上站著或徘徊著。這些人賣的東西也有火柴以及類似的東西，如火漆、有專賣權的引火用的混合劑等等。其他的人，即所謂ｊｏｂｂｅｒｓ〔零工〕則在街頭徘徊，找一些偶然的零活；其中有些人能找到一點零活，但是能碰上這種好運氣的人並不多。
倫敦東頭的牧師威P岑卜尼斯說：“冬天裡，在倫敦一切船塢的大門口，每天早晨還在破曉以前，就已？有成百的窮人等著開門，希望找到一點零活，而當最年？力壯的、和船塢的行政人員最熟識的人們都已？被僱用的時候，其餘的成百的人在失望之餘便垂頭喪氣地各自回到自己的破屋子去。”１０３這些人既然找不到工作，又不願起來反抗這個社會，那末除了去討飯，他們還有什麼辦法呢？因此，看到警察不斷加以驅趕的大批乞丐大半都是有工作能力的男人，就不應當感到奇怪了。但是這些人的乞討方式是特別的。他們通常是全家在街上走來走去，時而停在這裡，時而停在那裡，唱一支訴苦的歌或者說一段可以喚起過路人同情的話。而奇怪的是，這種乞丐幾乎只是在工人區裡面才會遇到，並且他們幾乎專門靠工人的施捨來維持自己的生存。有時全家默默地站在某一條熱鬧的街上，一句話也不說，只是用自己那種窮苦無告的樣子來感動人。在這裡也只能指望工人的同情，因為工人根據切身的體驗知道飢餓是什麼滋味，而且他們自己也隨時都會陷入同樣的境地。實際上，這種無言的但非常動人的呼籲幾乎只是在工人常去的街道上並且是在工人？過的時候才能碰到。在星期六晚上，當工人區的“秘密”完全暴露在大街上，而資產階級儘量避開這些被玷汙的地方的時候，這種情形比什麼時候都多。這些“多餘的人”當中？要是有足夠的勇氣和憤？來公開反抗這個社會，對資產階級進行公開的戰爭以回答資產階級對他們進行的隱蔽的戰爭，那他就去偷竊、搶劫、殺人。
根據濟貧法委員會委員們的報告，這種“多餘的人”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平均有１５０萬。在蘇格蘭，因為沒有濟貧法，這些人的數目無從確定。至於愛爾蘭我們將單獨地來談。而這１５０萬人只是那些真正向濟貧所請求過救濟的，大批勉勉強強可以活下去而不採取這種最後的非常令人討厭的辦法的人並未包括在內。同時，這個數字的相當大的一部分是屬於農業區的，因而在這裡不能加以考察。在危機時期這個數字自然大大地增加起來，而貧窮也達到最高限度。例如拿１８４２年的危機來說，這次危機是最近的一次，因而也是最猛烈的一次；要知道，危機每重複一次，其猛烈性就加強一次，也許不遲於１８４７年就會到來的下一次危機，根據所有的徵象來判斷，將更加猛烈，更加持久。在１８４２年的這次危機時期，濟貧捐在一切城市中都高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例如在斯托克波爾特，每收１英鎊房租，就要付出８先令濟貧捐，因而僅僅是這一項捐稅就佔了全城房租總額的４０％；此外，整條整條的街都空了起來，以致這個城市的居民比平常至少減少了２００００人，而在空房子的門上可以看到這樣的字條：Ｓｔｏｃｋｐｏｒｔｔｏｌｅｔ——斯托克波爾特出租。在波爾頓，抽濟貧捐的房租平時每年平均是８６０００英鎊，這時降低到３６０００英鎊。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