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王朝的總年數。遺憾的是，這些王表大都殘缺不全，無法從一個版本中得知排列有序的所有王年。不過，這些殘缺不全的版本，分散為一個個不同的版塊，有的版塊記有許多個連續的王年，有的版塊只記兩三個甚至是一個王年。但就整體而言，這些殘破的版塊是在一個大的框架裡
面，只要把公元前1千紀中的後半期、中期、前半期的各個王的年代版塊對接起來，這些年代就清楚和較為準確地顯示出來了。依這種方法對接，亞述王表可上溯到公元前15世紀，王表中的各王在位年數都很清楚。
就中國的文獻而言，缺乏的則是如亞述王表這樣的版塊。正如著名世界諸文明年代學研究者劉家和所言，“司馬遷老先生太過於謹慎，他在讀《歷譜諜》的時候，由於‘古文鹹不同，乖異’，他就棄之不要了。若老先生把這些‘乖異’的材料都留下來傳給後人，該是多麼大一筆財富呵，可他就是不留。於是司馬遷《史記》中的三代，只有世表，這樣，中國古文明的年代學研究起來就沒有人家方便了”。從這一點上看，又是中國文獻的弱勢。
三、材料的互證：古代近東及西方古典世界，有多個國家同時並存，它們的文獻與考古材料往往有緊密的聯絡，研究者可以憑藉這個特點，互相對照補充，往往取得令人比較滿意的效果。而中國的情況就有所不同，無論是文獻記載，還是考古發掘，夏商周三代是以中原為中心，各個王朝疆土廣袤，與邊遠地區的聯絡，不像近東與西方古典時期那樣有序和密切。年代學家在採用“同時期參照法”時，其效果就比國外遜色得多。儘管如此，這個材料互證的方法仍然適用於中國。
四、考古方面：無論中外，歷史年代學之所以沒有得到一個公認的結論，其重要原因就是缺少地下考古發掘的證明。儘管在田野考古學方面，中國起步較晚，但在建國後的近50年裡，發展迅速，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一時期被公認為中國考古的“黃金時代”。在這些田野發掘資料中，文字記錄都是中外倍感興趣和重視的憑據。如國外的碑文、紙草或泥版文書，中國的金文、甲骨文等。只是記錄這些文字的材質有所不同。國外的文字多記錄於石碑和紙草、泥版上，而中國多記錄於青銅器、竹簡、甲骨上，真可謂大同之中又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