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5）
5月16日的會議，標誌著夏商周斷代工程全面啟動。古老的中華文明將以此為新的基點，在時代的呼喚與研究者的汗水中逐漸顯現出它自身的輝煌與榮光。
交相輝映的世界文明
夏商周斷代工程啟動後，各路專家、學者按照“工程”的規劃和各自承擔的課題、專題紛紛行動起來。鑑於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不僅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也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且這種研究仍在不斷發展之中。夏商周斷代工程專門設立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專題，以期透過對這一方面的研究，讓所有參與工程的專家、學者深入瞭解世界古代年代學研究的情況並取得借鑑。由於這一專題的研究成果必須產生於其他諸如考古、天文、曆法等課題的前面，才能更有效地發揮作用，工程首席科學家經過慎重考慮與討論，認為只有將這一複雜繁重的工作，交由東北師範大學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林志純教授領銜的眾位專家，才能夠在短時間內達到預期的目的。
當得知夏商周斷代工程特設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專題，並由東北師大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承擔研究後，林志純興奮，顧不得年老體邁，以極大的熱情和高度的使命感，率領研究所12位教師和博士生，組成一支精幹的隊伍，立即投入到研究工作之中，並很快完成了關於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12篇高質量研究報告。這批研究成果提交夏商周斷代工程後，使其他學科的學者在進一步瞭解了世界諸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的同時，也拓寬了眼界，增添了見識，受到了啟迪，從而促進了各自承擔的任務更加科學有效地完成。
就整個夏商周斷代工程而言，從林志純及其他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中，可以得到如下啟示：
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的研究，已經有相當長的歷史，積累了比較豐富的經驗，而且目前仍在不斷發展之中。當代的外國古代文明年代學研究，無一例外地採取了人文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相結合的途徑，並融合了歷史學、文獻學、文字學、考古學、科技測年（主要是14C測年技術）和天文曆法等學科的研究方法。而這些方法總體上適應於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途徑。但在具體的研究中，中外的條件又各有自己的特點。
一、古代歷史紀年的確切年代，希臘最早是奧林匹克第一次賽會的舉辦之年，即公元前776年。雅典則以一年一任的執政官起始的公元前683年為界。羅馬的標準一般是以建城的公元前753年，或根據執政官起始的公元前509年為最早的紀年。而在埃及、兩河流域則處於混亂和模糊狀態，沒有確切的界標。中國的確切紀年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
由以上對比可知，古代歷史紀年的確切年代，中國早於希臘、雅典、羅馬甚至埃及和兩河流域。以中外的確切紀年為標誌，在此之前的古史紀年，不只是中國多有歧異，國外也同樣是模糊不清，這一點中外是趨同的。就年代學的研究狀況看，中國長期處於世界領先地位。從漢代劉歆的《世經》開始，一直到清朝，可謂歷朝歷代都有豐碩的研究成果問世。而西方經過小羅馬之後，年代學的研究就幾乎中斷了，近東和兩河流域更是如此。但自1798年拿破崙遠征埃及開始，隨著後來歐洲和西方列強對東方的佔領和統治，才引爆了古代近東和西方古典年代學研究的高潮。在這個高潮中，歐美等國憑著他們在政治、經濟、文化方面的強勢，產生的研究成果在不斷地進步和完善。也就從這個時候起，中國落後於西方。這便是中外在年代學研究中的歷程和差異。
二、文獻方面。相同之處在於中外各有文獻記錄，且這些記錄都是真偽摻雜，不甚確切。如國外年代學家仍在使用的重要參考文獻、曼涅託的名著《埃及史》，其書早已不是原來的版本，而是後人以各種形式和方法重新整理出的本子。這個本子同中國學者一直使用的《竹書紀年》等文獻具有相同的性質，兩者都不是完全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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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直面歷史的遺產（6）
不同的方面在於，中國的傳世文獻多於埃及、兩河流域等國家和地區。可以說，文獻的豐富是中國的強勢——儘管這些文獻並不是完全可靠。
但是，在埃及、兩河流域的年表，如《亞述王表》中，它記載了從亞述最早的王朝到帝國後期所有王朝中各王的名字和在位年數，由此可以推算出各王之間的相對年數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