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自己有一封私人信件要交給希特勒。希特勒一把奪過那封信，發現裡面只有一張白紙。那人只好向希特勒交代，他已經監視希特勒幾個星期了，想用手槍幹掉他。
希特勒每次跟我們講起這些幾乎讓他喪命的暗殺時，都承認有一種非同尋常的好運氣在庇護他。但他也強調，他那異乎尋常的直覺在讓他避開這些致命危險方面給了他很大的幫助。每當直覺讓他死裡逃生時，那些跟隨他外出的保鏢就會受盡他的嘲笑。不用說，那些被他嘲弄過的貼身保鏢都心甘情願地放棄特權，返回部隊。
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的那次謀殺，謀反者事先已經做好了準備，手段十分狠毒。炸彈安放得非常巧妙，希特勒如果不提前離開，肯定會被壓在樓板下面，因為樓板就坍塌在希特勒十幾分鍾前站過的地方。還有一次，也是他那未卜先知的直覺救了他的命。前些年他還習慣和他的老戰友們一一握手，而那天晚上他並沒有做這種友好的表示。後來，他向我解釋說：“我突然感覺到有必要縮短會議時間，以便當晚就返回柏林。實際上，我並沒有什麼充足的理由，因為柏林沒有任何重要的事情等著我回去。但我聽到了內心的聲音，正是那個聲音救了我。如果我像往常一樣，問候我的老戰友們——我剛開始是想這麼做的，毫無疑問，敵人會成功地幹掉我。我離開才一刻鐘炸彈就爆炸了。”
出事的那個晚上，我和希特勒一起坐同一趟火車回柏林。他非常風趣，非常活躍，就像開完一次成功的會議一樣。同行者當中還有戈培爾，他的刻薄挖苦使談話變得非常活躍。那個時候，希特勒的隨從人員還可以喝酒，所以這趟特別列車全都沉浸在一種感人的快樂氣氛中。火車在紐倫堡停了幾分鐘，以便接收訊息和釋出緊急資訊。當時是戈培爾負責這個苦差，他返回希特勒的車廂時，把希特勒離開後慕尼黑髮生的事情告訴了他。希特勒開始還不明白，不相信，但看到戈培爾臉上沮喪的神情後終於信以為真了。當希特勒對這個訊息的真實性不再懷疑時，他那堅決冷酷的面部表情僵住了，目光中跳動著神秘的光芒，這種神秘的光芒我很熟悉，他要做重大決定時總會出現。他用因激動而變得沙啞的聲音大聲地說：“現在，我完全放心了，我比往常提早離開貝格勃勞凱勒，這件事證明上帝希望我完成使命。”
我們全都激動得呆坐在座位上一動不動。這些話對我們產生的作用，就像一部引起幻覺的情節劇到了最高潮時一樣。
但希特勒很快就恢復鎮靜，展開了行動。他讓人去了解傷員的情況，派副官紹布去處理遇難者，然後開始推測謀反者可能來自哪裡。紹布因為喝了太多的酒，在討論時因為舉止不當而受到希特勒的嚴厲呵斥。希特勒當即就把他攆走了。不用說，一直到柏林，車廂裡的氣氛就像下了暴風雨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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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人死後留下的，是他的作品和他留下的回憶（3）
這次暗殺後，安全措施加強了，但並沒有檢查進入司令部的人的公文包。由於前來“彙報”的所有軍官都提著公文包，施陶芬貝格伯爵也就很輕易地將一枚炸彈帶進了會議室。那是在1944年7月20日那個難忘的早上，施陶芬貝格把炸彈放在會議桌的腳邊，距離希特勒非常近，然後藉口打電話離開了會議室。這時炸彈發生了爆炸，希特勒周圍的好幾個人都被炸死了，希特勒受到劇烈衝擊，兩隻耳朵耳膜穿孔。炸彈的衝擊波把他撞到了會議桌上，身上撞出了許多淤血塊。
那個時候，他邀請我一個人與他一起進餐。由於剛剛發生的慘劇，我以為不會再共進午餐了。但出人意料的是，我在下午三點鐘的時候被叫了過去。我焦急不安地到了他的房間，等待見到最糟糕的情況。當我走進掩體空蕩蕩的房間裡時（這房間更像是修道士的單間而不是德國至高無上的元首的飯廳），他毫不費力地從扶手椅上站起來，強笑著把手伸給我。我猜測他的眼神在我的臉上搜尋，想捕捉我見到他後的表情。我承認，讓我吃驚的是，在不透明燈泡的亮光下，他的臉顯得很清新平靜。他跟我講述他是如何受傷的，他的左臂撞到了桌子上，有一樣東西砸到了他的腰上，他卻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他依然覺得吃驚的是悲劇怎麼發生得那麼快，並笑著說，使用炸彈暗殺是叫人喪命的最簡便的方式。
他接著向我描述了他的私人醫生莫雷爾是何等驚慌失措，他不得不叫他恢復理智，好給他做初步護理。我驚奇地發現希特勒的頭髮平常總是蓬亂的，那天卻齊刷刷地垂在前額上。我問他是不是叫理髮師來過，他卻一邊拉起我的手，一邊解釋說：“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