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總統，並說很多清國人都有這種情感，因為他們覺得塔夫脫先生對遠東的情況非常瞭解，並且真誠地倡導要尊重大清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談到美國時，袁說道：“我一直期待著訪問美國。在所有未訪問過的國家裡，最吸引我的就是美國。這也許是因為，在我周圍，有很多年輕人都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但是我覺得，儘管我們兩國政府在形態上有明顯的差異，但實際上，美國比任何一個西方國家更接近我們的體制。我已經注意到，受美國教育的大清國人民，比受歐洲教育的更能容易地將他們所學到的知識運用於我們國內的管理。並且據我所知，貴國政府的基本規則也與我國政府極為相似。”
何處最需要初步的改革
我向袁世凱閣下保證，我自己對大清國有如下印象，那就是：“大清國的管理體制和民眾從本質上都是趨向民主的。如果民主的歷程一經起動，就將極大地增加帝國復興的可能。”另外，我還就大清國的現狀以及他對改革的期望向他發問。
“我們內部的管理體制必須從根本上加以改革。”袁說道，“但這卻是一件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非常難的事情。因為它牽涉到要徹底改變甚至推翻現行體制的某些方面。而這個體制已經存在了許多個世紀，諸多因素盤根錯節地緊緊交織在一起。就民意支援的狀況而論，我感到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給我們時間再加上機遇，我們無論如何都能夠實現改革的大部分目標。”
新聞專稿：清國鐵腕袁世凱採訪錄（4）
“最需要改革的是什麼呢？”我問道。
“我們的財政制度、貨幣流通體系以及法律結構。只有做好了這些事，大清國才能恢復完整的主權。而且，也只有等她徹底恢復了主權，才能真正理順國家正常的經濟和政治生活。這三項改革中的任何一項都與其他兩項有著密不可分的依賴關係。”
我問袁，在完成這三項改革的過程中，像日本人那樣引進外國顧問以求援助，這樣的做法他是否認為有益？他對此避而不答，而是說，他認為大清國還有很多很多東西要向西方學習，並且大清國將感謝任何善意的建議和忠告。我相信，事實上，袁確實認為應該引進能幹的外國財經顧問和法律顧問，但是，如果在當前情況下公然迫切地提出類似建議，只能對他的政治敵人有利。因為時下諸如“復興的權利”（right of recovery）以及“中國乃中國人之中國”（China for the Chinese）等等觀點甚囂塵上，而袁則是一個如此出色的政治家，他在表面上是不會反對這些觀點的。雖然他主張他的國家能真正適應西方的觀念和方法，即使大清國也許還未做好充分的準備去接納它們。袁說，日本人僅僅是在時間上比大清國早一些透過某些純物質的外來幫助方式（大清國有幅員遼闊的國土和人民，在各民族、各地區的內部利益調整方面也與日本存在很大的差異，因而不太可能採用這種幫助方式），就取得了某些物質上的進步，但這並不能證明日本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就比我們優越，也不能證明在指導我們未來的方針上，日本人的做法從根本上就是正確的。
袁強調說：“這也並不意味著他們的做法就更加聰明。日本人在完成他們國家發展進步的過程中，純粹是由於地理和政治環境對他們一直有利。而我們的事業卻比他們更加艱鉅和繁重。我們沒有理由認為，我們自己就不能指望達到類似於日本現在所取得的成績。日本外有大國的友好支援，並且在其國土上也不存在來自列強的私慾和野心去牽制和阻撓他們。當把所有這些情況詳加考慮之後，我們應該認識到，在走向所謂現代化的進步過程中，要把日本和大清國在改革的具體部署上進行明確的對比是不可能的。我期望，西方，尤其是美國的開明人士在這方面能夠對大清國多加賞識和鼓勵，並能在大清國面臨的改革偉業面前，給予我們精神和道義上的支援，正像他們在一個類似的歷史時期曾給予日本的一樣。除非遭到某個列強大國的肆意進攻，在一般情況下大清國政府並不要求更多的外來援助。但我確實認為，在評估我們的發展程序時，應該充分考慮到，大清國政府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是巨大的。我們正處在現代化程序的潮流之中，而假如我們一時沒有掌好舵，西方世界也不應該對我們批評得過於嚴厲和苛刻。”
“您對清美關係怎麼看？”我問道。
美國被認為是最友好的超級大國
袁說：“大清國的政治家們，自從開始考慮我國的國際關係時，就認為我們和美國的關係是非常重要的，這種看法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