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心的年輕男孩組成，他們在墨西哥股市交易股票，閉市後就聚在一起玩多米諾骨牌。許多俄羅斯寡頭在學生時代就進軍商業，充分利用蘇聯總統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試探性改革的有利條件——當時從清洗窗戶到計算機程式設計等眾多行業都開放式運作。
於是，超級精英的圈子就此形成。許多成員花了大半輩子時間拼命擠進這個圈子——就算競爭不是從幼兒園開始，也是從高中開始的——他們激烈地爭奪精英大學的錄取名額。“嬰兒潮”時代出生的人隱約記得大學時光是如此美好，他們頻繁參加社交聚會以及更清楚地認識自我。而對於有望成為未來前1％富豪群體一員的學生而言，他們必須艱苦奮鬥，創立公司或是交出漂亮的成績，進入像高盛或麥肯錫那樣的精英公司。另一個體現這種轉變的現象是，青年精英會服用違禁藥物“阿得拉”（Adderall）。一位普林斯頓的工程師告訴我，這個藥的巨大好處在於，你可以連續學習24小時，不會開小差，也不需要睡覺。
資本孤兒
對於成功人士而言，無休止的工作步伐還在繼續。超級精英成員的標誌之一是“飛行時差綜合徵”。小說家斯科特特羅將超級精英階層稱為“飛行階層”，“一週有四個晚上都要離開家”是這些“資本孤兒”地位的象徵。某著名跨國公司的執行長最近為慶祝女兒從大學順利畢業，他和女兒一起登上了乞力馬扎羅山。他對朋友說，兩週的短途旅行是他和女兒相處時間最長的一次。
“他們賺了很多錢，但工作非常艱辛，父親幾乎見不到孩子。”霍莉彼得森如此評價上東區的金融家。他們生活的動力不是文化發展、四季變化或是家庭傳統，而是最近一筆生意的要求或市場情緒。當馬克扎克伯格回絕了尤里米爾納的初次生意邀約後，這位身家千萬美元的俄羅斯投資家第二天出現在“網際網路神奇男孩”扎克伯格在美國加州帕羅奧圖的辦公室裡，往返飛行距離長達12000英里。2010年11月，某頂尖私募股權公司的法定繼承人、現任二把手告訴我，他即將踏上類似的旅途。某個週三晚上，我們在麥迪遜公園附近喝酒。他告訴我，他要飛往首爾，需要在晚上8點前動身。他計劃參加一個90分鐘的會議，需要往返飛行14000英里。僅僅在48小時前的週一，他認定的合作伙伴邀請他前往韓國。他告訴我，“這是對彼此承諾的一次考驗。”2011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時，紐約交易員將他們的起床鬧鐘設定為凌晨兩點半——正是法蘭克福開市鈴聲搖響之時。加利福尼亞州的一些投資者甚至徹夜不眠。
透過華爾街的電子郵件收件箱，你可以一瞥金融家的工作狀態。2010年春，奧巴馬政府首次提議對百萬富豪徵稅時，一封匿名長信在交易員中間流傳，一些記者也收到了信。信的開頭宣告，“我們是華爾街員工，”然後繼續描述交易員緊張的工作日：“我們清晨5點起床，工作到晚上10點，甚至更晚。我們有頭寸時通常都顧不上起身去廁所。我們只有不到一個小時吃飯、午休。我們不要求組成工會。我們50歲退休，連養老金都沒有。我們的高報酬和艱辛付出是相稱的。”
摧毀“自我”的機器
超級精英生活在一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高層工作非常不穩定，而且越來越不穩定。在過去10年裡，《財富》500強企業執行長的平均任期從9。5年下降至3。5年。在“食物鏈”的底端，情況也是如此。經濟學家托馬斯菲利蓬研究華爾街放鬆監管和工資飛漲間的關係後發現，金融家的工作非常不穩定。即使你自己開公司也無法完全躲避市場的不確定性。2011年，在布達佩斯中歐大學召開的關於投資心理學的學術研討會上，喬治索羅斯對與會的學術人士說，“市場是摧毀自我的機器。”大眾文化教我們將華爾街的大佬想象成趾高氣揚的宇宙統治者，但這隻對了一半。他們同時也是長期殫精竭慮的一群人，總是擔心最近一筆千萬美元的交易是一個會讓他們丟掉飯碗的錯誤決定。“完全世俗”的索羅斯在同他的團隊討論投資失誤時，將這種失誤稱為“罪惡”。
“如果你試圖打造像蘋果或者谷歌一樣的世界，成功的關鍵全在於極度的高效率。高層人士一直在更新他們的模式。這真是個殘酷的世界，你必須時刻保持警惕，隨機應變。”巴西首富、世界十大富豪之一、石油和礦業大亨埃克巴蒂斯塔告訴我，“三年前，我們對平板電腦一無所知，不是嗎？但如今平板電腦徹底顛覆了個人電腦的世界。蘋果具有創造巨大變革的遠見卓識，所以，祝賀蘋果成功了。想想平板電腦帶來的巨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