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不去挖政治歷史，不磨磨嘰嘰說情感原則，而從《召南·小星》起來說一些社會民生的話題。《小星》是一個位卑職微的小吏，對自己日夜奔忙的命運，發出不平的浩嘆。
靜謐的夜晚，萬戶入眠的時候，忙於王事的小吏獨身夜行，與他相伴的只有天邊的星辰。小吏初醒，睡眼惺忪，只看見天邊有星，看不出是什麼星。所以詩的開頭只說“嘒彼小星，三五在東。”當他漸漸清醒，才看清楚那是參星和昴星。他想起自己，離開妻子，拋開香衾與暖裯，雖然是謹奉王命，不敢懈怠，但仔細地去想，有人息偃在床，有人肅肅宵征，際遇天差地遠。如果不以同人不同命來自慰，真不知如何排遣心中鬱郁。
“小星”還有個美麗的隱意——小妾。這樣美麗的誤解多得古時一幫詩家的臆斷，他們認為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十足的腐儒之見啊，讓人無可奈何，只得以時代思想有侷限為藉口原諒他們，免得氣壞自己。幸好這種怪論，古時就不大被人認同。
李商隱《為有》詩云：“為有云屏無限嬌，鳳城寒盡怕春宵。無端嫁得金龜婿，孤負香衾事早朝”。有人說詩意是從《詩·雞鳴》“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蛻化而來，也有說李詩從《小星》“抱衾與裯，寔命不猶”發展而來，亦可。從家中家人方面來說，妻子怨丈夫不同共眠，謂之孤負香衾；從行役者的角度來看，則是自傷 “拋卻衾裯”。 由此可見李商隱顯然也是認為《小星》是小吏自傷命苦的詩。
小吏並不比普通民眾好多少，他們亦只是民的一類，好像花池裡的花，只是相對的拔節而出。自古以來“民”就是個強大而卑微的概念，說它強大是因為民眾擔負起一個又一個個王朝，建立它們又毫不吝嗇地摧毀它們，歷史的真正推行者不是被時間選出來站在風頭浪尖的英雄豪士，而是民眾；說它卑微，是因為在以前的中國，民連獨立的概念都沒有，常被呼之“生鬥小民”，小就算了，被人提及還是以生鬥計，簡直像米鋪裡的掉在地上的米粒一樣不值錢。民眾的包容性太大：奴隸，自由民，小吏，甚至是官員，某種程度都可以稱其為民。若轉換了王朝來看，那先一個王朝的帝裔，在新的統治者看來，也只是民眾。
一年收成的大部分上交，剩下的不夠一家人裹腹。這種際遇是相對自由民而言，若是奴姬，則更卑賤，完全沒有所謂人身自由，個人價值，等同貨物嫁妝。古希臘更離譜，只要奴隸主們商量好，沒有什麼東西是不可以拿來交換奴隸的，比如鹽。
幸好個人的自尊心會幫助人主動忽視這些，在心裡建立一個比較強大的自我保護機制。人不到走投無路精神崩潰的地步，這道心理屏障都是不容易被拿開的，人總是自尊多過自棄。即使口口聲聲自稱小民該死，也不會有人真的自認小民，甘心命比旁人賤三分。或者乾脆如奴隸一樣認命。
臣服在命運之下，認定是老天安排，不僅僅是懦弱的表現，它更是人的一種自我保全意識。
世大夫可以用一匹馬，一匹絲絹換走一個或幾個姬妾。像綠珠那樣的傾城之色，身價也不過三斛明珠。現在隨便一個女子，哪怕你拿著一麻袋明珠，想換她永遠以身相許都不太可能，更毋論想她為你死。
至於男奴隸，身份就更卑賤。秦穆公時大夫百里奚，是名門之後，更是一代名臣，可這名臣的身價卻非常低，只值五張羊皮，因為他曾經是個奴隸。
百里奚的身世說起來那真是“小孩沒娘，說來話長”，要追溯到周初時才行。周武王封周太王古公亶父的二兒子虞仲的子孫在虞國（在今山西平陸縣北）。春秋時，虞仲有個後人叫奚，因住在百里鄉，又稱百里奚，他在虞國任大夫。公元前655年，虞國被晉國所滅，百里奚和虞君都當了晉國的俘虜，成了奴隸。這時，秦穆公向晉獻公求親，晉獻公就把女兒嫁給他，同時把百里奚也作為陪嫁的奴僕之一送往秦國。百里奚不甘心做奴隸，就在半路上逃跑了，可不久又被楚人捉去，成了楚國的奴隸。秦穆公是個有雄心壯志的國君，一直留心收羅人才，他聽說百里奚是個有才幹的人之後，決心把他追回來。他怕用重金去贖會引起楚國對百里奚的重視，就按照當時奴隸的身價，用五張羊皮把他作為逃奴贖回來。秦穆公同百里奚交談後，對他大加讚賞，封他為大夫，隨時向他徵詢國策。
看起來，當官確實是比較好的，就此擺脫小民的身份，此身離奴隸也更遠。可是當官，是當有實權的官，還是當無權的官，是當做事的官，還是當管事的官，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