報告，並想象這些報告被送到貸款委員會的情形。儘管由於我的狂熱，越來越覺得自己重要，但還是有反對的聲音冒出來，並最終在飛往吉隆坡的航班上，由坐在我旁邊的蔡斯·曼哈頓銀行的一個自稱銀行家的傢伙提了出來。
“您在馬尼拉做了什麼交易？”在點了15輪能使這位國際銀行家在旅途中心情舒暢的蘇格蘭酒之後，他問道。
我告訴他是給CDCP發放貸款。
“這與馬科斯有關係，”他說，“不過這也沒關係，但他們的槓桿已經夠到了他們的耳朵。”
當一個銀行家評價一個公司用了“槓桿”這個詞時，也就意味著這個公司的債務已經大大超出了這個公司的淨資產。在美國，銀行家們很早就被告知要對這種情況說不，因為這將會給貸方帶來很大風險，在公司破產後，他不得不和公司爭奪餘下的少量資產。我曾經看了一眼這筆與CDCP所做交易的槓桿比例，是7∶1。1∶1被認為是正常的，2∶1就存在潛在危險。但現在突然間發生在我身上，我覺得我放出這筆貸款簡直是瘋了。
他哈哈大笑，說：“最好在合同上有馬科斯的個人血書籤名。”
…………
在美國冬天的城市上空，由於時差的緣故，我依然雙眼矇矓。回到銀行總部，我開始回想我的旅行。我想起了那用了三個小時、吃了五道菜、喝了兩瓶酒的午餐，卻忘了究竟是和誰吃的。
說銀行家是被訓練出來的悲觀主義者，聽起來像是陳詞濫調，�